锹挖走了一大片被鲜血渗透的土壤进行鉴定。
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福斯特夫妇夫唱妇随。
“她的姿势好像是摆出来的。”加利说。
“就仿佛有人故意把她摆成了那个样子。”薇蒂为丈夫的话加注脚道。
“一个人不可能以那种姿势倒在地上。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加利说。
“我就不能想象有谁会这样仰面直直地倒下去。当然啦，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薇蒂说的话就像是加利的回音。
“我很想认真地记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知道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描述出来。但是我还是记不全，因为那种场面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看到的。太令人怵然了。”加利说。
“看上去非常恐怖，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怪怪的感觉。你想想，一个人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起来了。”薇蒂说，“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第二个911电话是从琼斯家打出来的。琼斯家住在曼斯菲尔德，所以电话被转到了曼斯菲尔德警署。
39岁的琳达·琼斯在电话上告诉值班警员，他们家16岁的大女儿亚蒂安·嘉西卡·琼斯失踪了。据琳达的讲述，她在早晨6点被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吵醒。闹钟响了很久，琳达只得披衣起身，到女儿房间将闹钟关掉。亚蒂安不在她的房间里，琳达以为她6点以前醒来后即出去晨练，临走时忘了关闹钟，这种情形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琳达也没有太在意。亚蒂安曾经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不久前左膝受伤，动了手术，不能再踢足球，今年秋天开学后就转入了越野长跑队，所以只要天气允许，亚蒂安每天早晨都要到外面跑步。
不多时，琳达的丈夫比尔·琼斯和两个儿子也起来了。比尔是一位重型机械维修技工，琳达在一家康复中心做按摩师，所以通常要晚些上班。照例是每天早晨的一阵忙乱，等到送走了丈夫儿子，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8点，亚蒂安还没回来。琳达知道，女儿偶尔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出去跑一圈步，或是周末，等家里人都睡下以后，悄悄溜出去参加一些年轻人的半夜派对。不久前曾被比尔发现过一次，他很生气，当即便找来钉子将亚蒂安房间的窗户都给钉死了。但这仍然挡不住女儿不时旧病复发。严格地讲，亚蒂安并不是一个叛逆性很强、专与父母作对的孩子，只是有时候不太听话而已。比如她在学校就很能遵守纪律，成绩也不错。而且她从来没有过通宵不归，更不会误了上学。
琳达想到这里，心里涌起一阵不安和焦虑。她马上打电话到学校，没有人看见亚蒂安。又打电话到女儿打工的“金牌炸鸡”餐馆，也没有人看见亚蒂安。琳达再次走进女儿的房间，才发现亚蒂安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就好像没有人在上面睡过觉，她的课本也打开着摊在书桌上。更奇怪的是，亚蒂安的跑鞋仍摆在房间的门口。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琳达对值班警员说。
很快，比尔·琼斯赶回来了，两个儿子也接回来了。来自曼斯菲尔德警署的格里格·麦努森中士要琼斯一家好好回顾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所有有关亚蒂安的细节。麦努森中士也是琼斯夫妇的朋友。
琳达说，昨天是星期天，亚蒂安在“金牌炸鸡”餐馆上4小时的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金牌炸鸡”店离琼斯家一英里左右，亚蒂安没有车，平时一般都是跑步上下班。但是昨天晚上，却是搭了一位同事的车回来的。女儿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所以到家以后，又央着母亲开车送她去24小时营业的休各利健身中心。母女俩在那里一直呆到10点刚过。回家后，10点半左右，有电话进来找亚蒂安，是她的新任男友，也是“金牌炸鸡”店的同事特拉瑟·史密斯打来的。本来按琼斯家的规矩，亚蒂安是不能在晚上10点以后接电话的。但女儿说特拉瑟刚与父母到外地度完周末回来，比尔和琳达犹豫了一下，就还是让她接了，但告诉她只能讲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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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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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蒂安将无线电话夹在耳朵和肩头之间，一面端起洗衣筐走到过道的尽头，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这时候，琳达听见女儿对着话筒说：“失陪一下，又有个电话进来了。”亚蒂安摁下“等候”键，匆匆与对方讲了几句，才又换回去和特拉瑟·史密斯道晚安。
“谁打来的？”琳达事后问。
“哦，越野队的那个戴文。”亚蒂安答曰，“他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
几分钟后，琳达看见亚蒂安开始熨一条上学穿的裤子。
亚蒂安13岁的大弟弟加斯汀·琼斯也说起了一件事。他在半夜里听见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响，亚蒂安的闹钟是那种可以先上好几个时间，再一个一个挨着闹的。这一次，闹钟也响了很久，直到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过去，把它揿掉。当时是凌晨两点，亚蒂安不在房间里。加斯汀抬眼朝窗外张望了一下，见一辆深色家用卡车正在不远处的街角拐弯离去。加斯汀想他姐姐刚走，于是又回到自己房间接着睡觉。
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中心位于沃斯堡东南。泰兰特地区很大，管辖着十几个市镇，北及丹顿，南到曼斯菲尔德，中间的沃斯堡占了全地区的将近一半。
12月4日，星期一那天，葛萝莉·凡可上的是常白班，即早晨8点到下午4点。葛萝莉记得，她一进办公室就接到大草原警署的电话。除了报告那具“牧场上的女尸”，对方还在电话上告诉她，色登路很难找，要经过好几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路。所以，葛萝莉在出发以前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
色登路现场在乔·普尔湖的半岛上，往西几百码，约两个街区的距离，便是曼斯菲尔德。虽然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辖区，但现场离西面的曼斯菲尔德警署不到5英里，离东北方向的大草原警署倒有20多英里。
葛萝莉·凡可分工负责的是实验室的外勤部分，即现场验尸，亦即尸体在未经挪动之前的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现场证据。当葛萝莉带着照相机等到达福斯特家的牧场时，现场警方人员告诉她，死者没有穿鞋，倒下的姿势也很不自然，所以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弃尸的第二现场，而非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案犯在别处杀了人之后，把尸体扔到了这里。
葛萝莉·凡可按部就班地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温，63华氏度，相当于17摄氏度。尸体已经僵硬。头部偏后的左耳上方有被重物击打的创伤。一处枪伤在左边脸颊，另一处正中双眉之间——行刑枪决似的，说明案犯是死者的仇家，也说明其枪法准确。从伤口的状况看，射击距离不过几英尺。“鲜血凝聚在死者的头发上和后脑部。从伤口溅出的脑组织零星可见。”葛萝莉在她的现场记录中写道。手腕上有剧烈搏斗留下的伤痕，脖颈处有被掐造成的青紫斑，但衣着尚整齐，不像有过性攻击。两条腿上数道被铁丝网划破的伤口。
“她是在这儿死的。”葛萝莉·凡可指着那些划伤解释说，因为伤口周边的血迹表明，当死者裸露着的双腿被铁丝网割破时，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更重要的是，”葛萝莉将一柄金属长扦插入死者头部周围被鲜血浸泡的草地，又抽出来，“她几乎是在这里流尽了身上所有的血。”
以葛萝莉·凡可的经验，她差不多可以肯定福斯特家的牧场就是本案的凶杀现场，但她还是留有余地地用了“几乎”二字。后来，犯罪现场实验室起走那一大块土壤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论断。
几小时后，尸体被送进了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因为没有任何表明死者身份的物件，所以克劳司博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死者的脚趾上挂一枚名签，上书“简·杜伊954705t”。“杜伊”相当于中文中的“无名氏”。如果是无名男子，则叫“约·杜伊”。954705t即本案的案件号码。
“死者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白人女子。身高163米，体重57公斤。”马科·克劳司博士遍查了尸身的每一寸肌肤，从头发到指甲，从眼睛到耳朵，拍摄了一共49张照片，记录了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左手严重受伤，食指折断。”死者肯定竭尽全力挣扎反抗过，但在头部遭到重创之后，反抗停止。克劳司博士无法断定击伤和枪伤孰先孰后，也无法断定是哪一种打击最终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遭受到如此致命的攻击之后，死者很快毙命。
在死者的头发里，克劳司博士找到了一颗子弹。
“阴道内有妇女卫生塞，无任何创伤。”克劳司博士注意到。但他还是按规定采集了体液样品。后来精液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和葛萝莉·凡可的设想：该女子临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就该解剖尸体了。马科·克劳司博士走出实验室，他想在动刀子之前稍事休息一下。这时是下午4点，葛萝莉·凡可在临下班时接到曼斯菲尔德警署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名16岁的女孩子在昨天晚上失踪了。
“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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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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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集会，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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