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斯比我们东方人更危险。

    别开车

    我站在车顶上跳来跳去，寻找各种角度拍摄。猛然间感觉车子一晃，我下意识地立刻趴在了粮袋上。起初我以为是司机准备调整一下车的位置，可趴着看了一会儿感觉不对，因为整个车队正在缓缓地向门外开去。

    情急之下，我连忙向干活的民工们挥手，并使劲拍打驾驶室的顶部。开车的司机总算发现了我，把头伸出车窗，嘿嘿一笑停下了车，还用十分生硬的英语说：“一起去喀布尔？”我无心跟他开玩笑，连忙挎紧相机爬下车。正当我扭头想走时，又被司机叫住，他硬让我给他拍张照片，作为让我下车的交换条件。

    说实话，如果不是“组织纪律”这根弦绷着，我还真想借此机会，悄悄潜入战争中的喀布尔、坎大哈或贾拉拉巴德去抓拍些镜头。但是，其结果可能会有两个，要么被塔利班活捉后就地正法，要么被释放后一举成名。然而无论怎样的结果，都会给新华社和我们的国家增加麻烦。受新华社培养这么多年，我不想就此葬送生命，更不想就此一举成名，只想老老实实给新华社干好活儿。

    离开仓库，我叫出租司机转头向市中心进发，准备沿途撞些有价值的新闻。经过环岛附近的美国驻白沙瓦领事馆时，突然发现领事馆门前停放着装甲车，旁边还有许多军警巡视。战争爆发前，我曾试图“偷袭”过这里。当时想利用老招数——和老巴警察“套磁”聊天的方法偷拍领事馆前的戒严情况，竟被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识别出来，客气地请我上车走人。这次我只得策略一点，一边让司机慢慢行驶，一边隔着后车窗抓拍。“啪、啪”，我刚拍了两张，就被贼溜溜的警察发现，跑过来大声喝止。我赶紧摆手致歉，让司机加大油门迅速离开。

    市中心的街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突然，十多辆满载着武装士兵的军车，耀武扬威地开过来，车顶上架起的机关枪，让人不寒而栗，路人纷纷躲闪。恰在此时，两位全身紧紧包裹着天蓝色布袍的妇女从街边巡逻的装甲车前匆匆走过。我立即举起相机，记录下这一瞬间。当时我眼中的白沙瓦，就是战争与和平交织在一起的“前线边城”。

    后来得知，我从白沙瓦发回的《戒严中的白沙瓦》、《战火中的边城》、《从装甲车前走过的妇女》等许多纪实图片被国内众多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中央大报及地方报纸广泛采用。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破例第一次以图片专版的形式，刊登了我拍摄的“将镜头贴近战争”组照。我拍摄的反映白沙瓦进入高度军事戒备状态的图片被《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刊登在第一版或显著位置。

    许多朋友和亲属在报上看到我的照片后，不断地给我家中打电话，表示慰问，弄得家人大为紧张。老婆打来电话，情绪激动地叫我：“立刻撤出白沙瓦，否则我要找你们领导要求把你调回！”

    第十章：在开伯尔·巴扎挨打

    战争打响后，白沙瓦就再也没有平静过。一天到晚，天上飞机呼啸，地上装甲车轰鸣。白沙瓦变成了火药桶，使得我们整天都像在战场上一样。

    再战白沙瓦

    10月12日，星期五，是当地市民集体做礼拜的日子。白沙瓦再次爆发了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抗议活动。

    我们一大早，又驱车赶到开伯尔·巴扎。我们的出租车距离市中心还有一两公里远，老巴司机便摆手示意我们下车。“继续前进，到市中心。”我俩埋怨着向前挥挥手。“noway（无路可走）！”司机顺势向前一指，我俩一看不得不下车。前面的街道已被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士兵封锁，机关枪就架在路中央，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我们。“要出大事！”我心里一紧，脚下加快了步子。

    沿途，防暴警察正在路中间设置铁丝网，前方的十字路口上赫然停放着一辆装甲车，车顶上正襟危坐的士兵架起了重型机关枪，装甲车附近布满了身穿黄军装的士兵和穿黑军装的警察。我慢慢地接近装甲车，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和士兵搭起话。站岗的士兵一听我是中国记者，又不像“坏人”，便不再注意我，我连忙抓紧拍照。

    我拍了几张，感觉角度太低，一扭头，看见旁边有一只士兵休息坐的凳子。我征得了当兵的同意，正要踩上去，他示意我必须垫上东西，大概是怕我踩脏了凳子。我随手从摄影包中拽出一份当地的报纸，铺在凳子上。就在我抬腿往上踩的一霎那，一个士兵突然扑过来，一把把我推开，我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正当我犯晕时，那位士兵瞪大眼睛气愤地往报纸上一指说：“look（看）！”我仔细一看，报纸的正面印着拉登的大幅照片，下面还有“拉登是穆斯林英雄”之类的赞扬词。“goout（滚开）！”我还想做些解释，旁边围过来的持枪士兵大声命令着我。见势不妙，我只得赶快逃掉。中心街市的人越聚越多，一批又一批的穆斯林示威者，打着各种旗帜，高呼着口号，从各个方向往市中心汇集。我惊奇地发现，许多示威者手里都提着几尺长的棍棒，那种气冲冲的架势，仿佛是要随时投入战斗。我心里一阵兴奋，一阵紧张。

    我正忙着往前赶，一位白胡子老巴乐呵呵地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向导，我随口说“不要”，继续往前赶。可这位先生就认定了我，一直紧跟不放。听说我是中国人，他凑过来神神秘秘地在我耳边小声说：“朋友，我认识塔利班的一位官员，就在我家附近，我可以带你去见见。”正当我满腹狐疑想继续问个究竟时，身边一位脸熟的南非记者，从后面捅捅我提醒道：“千万别上当！”

    “雇你当向导要多少钱？”我想了解行情，就问了他一句。他犹豫一下很慷慨地说：“朋友嘛，一小时二三十美元就行。”我撇撇嘴，伸出一个指头回答：“100卢比（约1.5美元）。”老先生愣了一下，调头嘟囔着走开。

    “想发战争财？找错了人！”我暗自得意。继尔我又想：“万一他要真认识什么塔利班的高官呢？没准儿我还弄个什么爆炸性新闻呢。”思前想后，还是保险点儿好，我是中国记者，别弄不到新闻，再给单位惹出些麻烦，只得作罢。

    奋勇拼杀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我挤在人群里边拍照边后撤，一不小心撞到了路中央的石头栏杆，撞得我脚跟生疼。我顾不上多想，顺势将一条腿攀过围拦，两腿一里一外紧紧地夹住栏杆，保持住身体平衡，勉强地拍摄。面对我的镜头，示威者更是扯开嗓门使劲呼喊着口号，还有人双手打出“v”字形胜利的手势。

    游行队伍行至宽敞的街市广场，突然停下来，开始举行集会。我左右观察地形，发现旁边的一座五六层楼的楼顶是拍摄的最佳地点，于是立刻奔上楼顶。从上面往下一望，广场上铺天盖地般坐满了白衣白帽的穆斯林，各种旗帜飘扬，场面十分壮观。

    居高临下，使我的拍摄变得十分灵活，我变换运用长、短镜头，选择各种场景拍摄，大场面、中景、近景、人物特写等等。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开始尽情地挥洒我的“弹药”，并不时地转移地点，变换角度拍摄。抬头间，我发现左侧楼顶边沿的一角上，有军警在临时搭设的掩体中握着枪紧张地戒备。我立刻跑过去，到跟前才发现只有贴近楼顶边沿才能把站岗的士兵和宏大的集会场面拍进去。我伸出左脚，试探着向楼顶的最边沿挪动，站稳之后，用17mm的广角镜头对准掩体里的持枪士兵，连带楼下壮观的示威人群一通猛拍。跟我一起上来的一位记者在旁边大声提醒我：“becareful（小心）！”拍完了，我往左边楼下看去，几十米高的落差还真让人眼晕。

    不经意间，我发现楼下演讲者站立的车上捆着布什总统的假人像和一只假狗，旁边的看守者不时在用竹竿打“布什”的脸；另外一位示威者可能还是觉得不够解气，干脆脱下鞋，用鞋帮子狠狠地打。更有甚者，一位示威者从下面猛跑几步蹿上车，抱着“总统”一阵嘶咬，旁边的人拉了半天，他才松嘴。“咳，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侵犯人权嘛？”身边一位澳大利亚记者的话，让我不禁失笑。

    抗议即将结束，示威者焚烧了美国国旗和“布什”假人，广场上浓烟滚滚。此时，我发现人群中开始出现剧烈骚动。

    我急忙蹿下楼冲进人群，立刻被愤怒的人群淹没。混乱中，你推我挤，你冲我撞，我不时地被推过来搡过去。示威者还在拼命争抢、撕扯着布什的假人像，有的边抢边骂，有的还把开膛破肚的“总统”一次又一次抛向空中。一时间，石块、沙土、麦皮满天飞扬，我和几个现场记者满头满身满脸都被“覆盖”，眼睛也被眯住。我挤在人群中，一边紧张地抓拍镜头，一边四处躲闪，防止示威者激烈的动作伤及我和我的摄影器材。突然间，我的后背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两拳，疼痛中我猛地回头，随口用中文骂了一句：“傻冒儿！”原来是两个少年。那两个占了便宜的少年看我气急败坏的样子，转身躲进人群。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当我揉着苦涩的眼睛，抖搂着身上的沙土和麦皮，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回走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头寻声，竟然是走散了很久的孙浩，他正站在街道对面的另一座楼上，像个哨兵一样不停地向我挥手。

    我和孙浩兴奋地拥抱在一起。他告诉我，我在混乱中“奋勇拼杀”的镜头被他抓拍了下来。那时，我和几个不相识的外国记者置身于混乱现场，大家紧紧地站在一起，手中握着各自的武器——相机，颇像是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

    第十一章：前线“泡网吧”

    平日并不热衷于上网的我，竟跑到巴阿前线去“泡吧”，自己做梦都没想到。

    可就是这个连自己也觉得荒诞的无奈之举，却给我岌岌可危的图片传真“生命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事后想起网吧，真有“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时，我甚至觉得在前线的日子里是网吧救了我。

    赴前线采访前，我一再向总分社领导表示，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因为那是由“老天爷”掌管的，自己决定不了。而我最担心的是图片传真的问题。如果我在前线采访拍摄的照片不能及时地传回总社，我和我身后许多新华社人的共同努力将变成“无用功”。我的老同事唐师曾在海湾战争采访时，将图片传真线称之为“生命线”，这个比喻很恰当。

    为此，从香港出发的前几日，每天我深夜入睡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趴在自己小屋里试验发稿。可基于当时分社的条件，技术员能够提供的图片传输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使用固定的国际长途电话发图片稿。当时，我曾三番五次地向分社建议，请总社务必将海事卫星交给准备上前线的同事带给我，虽然我从未用过海事卫星发送稿件，但我可以请同事教我怎样使用。

    尽管当时分社连夜起草了报告，给总社发去了紧急传真，但我心里依然没底儿，总觉得自己有点儿像高空走单绳，绳子一断我肯定掉下去。

    我的担心后来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从总社带来的海事卫星，经过我们几个同事的反复调试、实验，始终不能正常发送图片。分社的另一位同事、有“电脑专家”之称的梁浩帮我弄了不知多少次，还是不能发出稿件。为此，我们多次与后方技术部门联系，问题始终没能解决。后来听说总社技术部门曾准备专门派人到前线来帮助调试，但被报道组谢绝了。

    无论如何，我都失去了一种在战争期间最有效、最便利的图片传送手段。失去了这一手段，就意味着自己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有时甚至冒着发不出稿件的危险。

    为此，我不知烦恼过多少次，有时真想骂人。有如我“拎”着脑袋上前线，拿出枪一扣扳机才发现，枪是坏的。我把当时遇到的问题再次向总分社和总社做了汇报，立刻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马上采取措施，尽管我没有“享受”到，却确保了后来的记者不再遭遇类似的困难。我用自己痛苦的代价为以后的报道积累了经验。

    我用自信支持着自己，以自己是个“福将”鼓励着自己。在自己10多年的采访实践当中，完成过许多次采访拍摄、传真发稿的任务。仅我使用过的图片扫描传真机，就包括滚筒式照片传真机、黑白底片扫描传真机、彩色底片扫描传真机。发稿中，我虽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最终都比较顺利地将稿件发回了总社。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中国古代圣人们千百年前总结出来的朴素辩证法，用来教育我们现代人并不过时。其实，人生和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运行的。当人越走越顺时未必是好事，灾祸可能随时降临；而当人处于艰难的逆境时，幸福可能就在眼前。

    或许是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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