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斯林与新娘勒妮-让在副区长先生面前交换信物，相互表达自己“愿意娶（嫁）对方”的心愿之时，副区长先生才发现他从未见过如此杂七杂八、衣冠不整的迎亲队伍。他们当中混杂了许多休假军人，他们的军鞋将婚礼大厅中的地板踩得喀喀作响。新娘祝她的郎君是“可笑的小波兰人”，而新郎娶的却是一位共和国卫队指挥官的千金小姐。面对如此杂乱的场面，基斯林失望了。他是经受过考验的反对军国主义者，却有了一位军人岳父！简直是耻辱！简直是他极大的不幸！

    酒席之后，一对新人从圣日耳曼大街兜了一圈，最后回到基斯林的作坊。马克斯•雅各布在那里模仿象征性诗人朱尔•拉福格扮演着新郎的角色，莫迪利阿尼在他后面跑着、追着，恳求他让自己背诵但丁、兰波和波德莱尔或随便谁的诗作，只要让他扮演喜剧角色就行。莫迪利阿尼冲进基斯林画室隔壁的小卧室内，出来时头上顶着新人的被褥。他爬上一张桌子，扮演魔鬼朗诵《麦克白》，然后扮演《哈姆雷特》hamlet，莎士比亚悲剧剧名和该剧中的主人公。。勒妮-让愤怒得大声叫喊起来，她不能允许他人乱动她的新婚被褥，哪怕是为了背诵诗词也不行。随之而来的，是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白尾海雕般的喊叫声和萨洛蒙太太的咒骂声，与楼梯上乱哄哄的嘈杂声、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混成一片。

    萨洛蒙太太是看门人。她是一个倔强固执的布列塔尼人，小小个头，滑稽可笑，活像个巫婆。但是她对住在这里的小艺术家们忠诚老实，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街上她的同行们面前处处为她的房客们辩护。

    夏天，她横躺在大门前睡觉；冬天，她人虽然回到房屋内，但从来都同卢梭海关一样，总是和衣睡觉。她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人、任何事别想逃过她的眼睛。外面有人一抬脚一投足，她都会箭一般地从屋里冲出。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始终用严厉而警觉的目光护卫着她卵翼之下的所有雏鸟。

    她对基斯林有着一种特殊的爱。基斯林负伤从前线归来的时候，她鼓励他多喝牛奶止渴。他每次出去或回来时，她从观察岗楼冲出来，整整她的鹰钩鼻子，问道：“奶呢？”她得到的答复是：“明天喝！明天喝！”

    他常常亲吻她那乱蓬蓬的头发，而她对他的举动满肚子的不高兴。

    勒妮-让刚来时，萨洛蒙太太总把她当做一只小小雏鸟看待。她希望小两口的温馨生活能够把基斯林的心收回来。因为以前他总是每天拂晓才回家，总是喝得醉醺醺，而且很少是单独回来。

    但她很快就失望了。夫妻生活并未让她的保护对象改邪归正。基斯林作坊的门时刻是敞开的：从上午九点起，这个门为模特儿们开着，她们接连不断地来到画布后面等待着；下午为朋友们开；晚上为寻欢作乐而开。这位可怜的萨洛蒙太太不得不时刻忍耐基斯林家留声机发出的可怕的噪音。

    “嘈杂的声音震耳欲聋，我整天被搅得心烦意乱！”

    她从此以后，就十分厌恶法国女歌星弗雷埃尔的歌声和阿根廷探戈的乐曲。

    音乐刚刚停止，接着响起画家推动上面坐着模特儿的带滑轮座台发出的刺耳的噪音：他根据光线的需要将它拉过来，推出去，向左转又向右转。好不容易选择好角度之后，他又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边声嘶力竭地唱一段滑稽小曲，同时跳起震天动地的舞蹈。

    这还仅仅是在最上面的一层发出的嘈杂声，还没有算其他层的呢。因为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不仅仅基斯林一户房客。安德烈•萨尔蒙在搬到6号之前也住在此。每天晚上，一位遛狗的人总告诉他该回家睡觉了。每到晚上11点，这个遛狗的人按照惯例总说一个词“坏蛋”。一天晚上11点，一个人被小虫子咬了，他却出口骂了狗的主人，后者在固定的时刻仍然用同样的“坏蛋”回敬了他。

    人们都不知道那些狗的名字，它们的主人住在斯塔尼斯拉斯街，在《法国信使》杂志工作，名字叫保尔•莱奥托。

    汽车制造商埃托尔的弟弟、动物画家朗布朗•布加过去住在约瑟夫-巴拉街3号的底层，1915年自杀身亡。1914年，朱勒•帕森从最上面一层搬走，去了巴黎十四区的蒙巴那斯。

    后来搬进这两间房子来的房客给萨洛蒙太太制造了许多麻烦。尤其是最后进来的那位，即画商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他住进了二层的一个两间套。他同许多人合住，有画商的妻子昂卡•斯波罗斯基，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还有一位朋友，上了前线的一位波兰人的妻子——路尼阿，这有点儿奇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别处生活，却在两间中的另一间内作画。波兰夫妇俩倒很慷慨，然而同座房子里的其他房客无法忍受他们的嘈杂。

    上下楼的人从不间断，整天乱哄哄：莫迪利阿尼上基斯林家中取颜料；基斯林下楼来取回他的颜料；基斯林在楼梯上遇见萨洛蒙；阿波利奈尔推开门，一位模特儿寻找画家；勒妮-让晕过去；路尼阿到处打听她与阿姆多之间是否有私情，昂卡听了恶心得简直想呕吐；有人报告说苏丁要来；苏丁上到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家；而利奥波德•斯波罗斯基却夹着莫迪利阿尼的最后几幅画在往楼下走……

    萨洛蒙太太密切关注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当他们喧哗过分时，她就想：他们的同行中有人在前线为保卫祖国牺牲了，也就原谅他们了。她辛苦一整天，晚上躺到床上时，仍然竖起耳朵，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比五六个诗人和画家的大叫大笑更加刺耳的喧哗吵嚷声。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3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1）

    ……我仍然心惊肉跳，无法从过度的神经紧张中自拔，我好像还得等待一年多，才勉强从剧烈的精神创伤中恢复过来。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基斯林、藤田、莫迪利阿尼和阿波利奈尔都被人爱上了，毕加索也未逃脱爱情的追逐。费尔南德离他远去了，爱娃去世入土了，加比、帕克莱特和其他人被他遗忘了。现在身材高大、容光焕发、端庄富贵的奥尔加•科克罗瓦出现在了毕加索的画布上。她芳龄25岁，俄罗斯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演员，父亲是沙皇军队的将军。毕加索在罗马佳吉列夫处结识了她。他一直跟随她到了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二人后来又在巴黎重逢，接着，又一起随同奥尔加所在的芭蕾舞团到了巴塞罗那。

    毕加索已经不是原来的毕加索。他西装革履，脖子上系领带，手腕上带链表，西装口袋上别手帕花结。他的西班牙朋友们都认不出他了。他依附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赫赫声名也为他带来了耀眼的光环。这是他多年从事绘画未能得到的。

    恋爱仍然在持续着……1917年3月，吕比对阿波利奈尔说她怀孕了。孩子未能成活。不知是否属于偶然，阿波利奈尔那个时期正在准备一出戏：《蒂雷亚斯的乳房》。戏的中心思想是法国的人口增长问题。该戏于1917年6月24日在巴黎蒙马特尔的勒内-莫贝尔剧场上演。散发出去的节目单的封面装饰画是毕加索的一幅作品，该剧打出的旗号是毕加索。该戏剧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比《滑稽剧》的震动还大。它成为“1917年先锋派最重大的事件”。［摘自米歇尔•德科丹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腐朽的巫师》写的前言。］

    编写《蒂雷亚斯的乳房》剧本的思想来自皮埃尔•阿尔贝-比罗。1916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阿尔贝-比罗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sic》杂志社办公室。比罗说他希望他的杂志《sic》不仅仅出版新诗，也出版现代戏剧剧本。于是，阿波利奈尔向他推荐了他于1903年写的一部悲剧：《泰莱丝的故事》，并且建议用古希腊神话中泰贝斯神“蒂雷亚斯”代替剧本中的主人公泰莱丝，于是其女主人公改成了男的，并且赋予了他男子的权威。这部作品使人们回忆起了古希腊最伟大的诗人阿里斯托芬的作品《女人聚会》。

    比罗同意了阿波利奈尔的意见。后者着手改写剧本，无疑需要进行深刻的重大修改。最显著的是在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序幕，该序幕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深层思想：

    我给您带来一个剧本，其目的是改造人们的思想行为习惯……（台词）

    他否定过去：

    战前的戏剧艺术既无崇高的思想境界，也无高尚的道德情操。人们在观看这类戏剧纯粹是浪费晚上长长的时间。（台词）

    他提倡妇女与男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发挥相同的作用：

    我也希望当议会议员、律师和部长，在公共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台词）

    他表现出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用大炮轰炸，不仅炸毁人间的一切，连天空的星斗也炸灭了。（台词）

    所有这些思想都通过剧本用大量的反串演员、音响效果和夸张的表演表现出来，但也正是这些表演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不仅因为该戏表现出和平主义（阿波利奈尔身上近来才出现这一倾向），也表现出失败主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男人上前线遭到大屠杀的年代，尽管应该重视和鼓励生育，但也不应该让女人在戏剧舞台上摘掉乳罩冲着观众放出无数的气球，象征着挤出丰满的乳汁。

    排练开始了。那简直不能叫做排练，用皮埃尔•阿尔贝-比罗自己的话说，应该叫做“谩骂大表演”［摘自1964年出版的皮埃尔•阿尔贝-比罗的札记《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整个排练构成了毫无任何专业水平可言的大杂烩：演员中没有一个是专业演员（阿波利奈尔曾经考虑过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名义上是由塞尔日•费拉特设计制作的布景直到开幕时才临时凑上；因为在战争年代找不到必要的乐器，由一个会弹两下钢琴的妇女代替了一整个乐团为该戏剧伴奏；签字负责音乐效果的是热尔梅娜•阿尔贝-比罗，实际却是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在领导合唱队。

    阿波利奈尔从来不喜欢音乐。1917年，加沃大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正当舞台上演奏塞扎尔•弗兰克的一部作品的时候，深感无聊的他却当场作了一首诗，中场休息时，他乘机悄悄地溜了……在《蒂雷亚斯的乳房》的排练中，阿波利奈尔突然为伴奏的女钢琴家鼓掌叫好，但他赞美的不是她的演奏技术，而是她的身材窈窕和动人的相貌；他也赞美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只因为萨蒂是他的朋友。无论怎么说，他对《蒂雷亚斯的乳房》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关系到捍卫文艺先锋派的重大事业。

    ii 从蒙巴那斯出发去参战（二）第104节 蒂雷亚斯的乳房（2）

    《蒂雷亚斯的乳房》的剧本改写结束之后，比罗问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封面上应该写什么剧名。阿波利奈尔提议写《蒂雷亚斯的乳房》。比罗觉得这个剧名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思想，还必须赋予这部戏剧自己的特点。阿波利奈尔又提议：

    “悲剧。”

    “不，作为剧名，这太短。观众可能以为它反映的是立体主义的悲剧。”

    阿波利奈尔考虑了一会儿，说：“咱们就写一部超自然主义的悲剧吧。”

    比罗反驳说：“绝对不行。我们既不是自然主义，也不是超自然主义。”

    “那么，咱们就只能写《蒂雷亚斯的乳房》，算是超现实主义戏剧。”

    此话一出口，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就不断地使用这个剧名，并且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表示祝贺，祝贺他成功地将该剧从原来的《泰莱丝的故事》改写为超现实主义的《蒂雷亚斯的乳房》。

    《蒂雷亚斯的乳房》排演时，布勒东出席观看，他十分失望。他不仅对作品不满意，对演员也不满意。第一幕结束时，他发现一个身穿英国军装的观众在乐池边气愤之极，他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威胁要开枪。那是雅克•瓦谢。布勒东终于说服他，使他息怒了。两个人继续观看了排演，没有再加以干预。瓦谢之所以被激怒，主要因为“一方面抒情诗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反复出现立体主义的服装和布景”。［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

    那部剧只是一场歇斯底里、构成超现实主义系列丑闻的序曲。该戏剧一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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