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至工程学硕士，曾任英国72家工业集团中国首席代表、美国著名的伊顿公司（中国）投资公司总裁，又是天津市政府聘请的十位海外经济顾问之一。两位都是学贯中西、见过世面的成功人物。
席间聊天，谈资恰巧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好莱坞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中文版片名《我知道你是谁》）。大牌明星莱昂纳多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这部影片，是根据轰动欧美的“惊天巨骗”小弗兰克·阿巴格纳尔的真实冒险经历改编的。由此，大维和孙女士也说起这些年来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大小骗子，包括至今还在加州监狱里的好莱坞巨骗克里斯多夫。
我笑道：“两位碰到的和那些已经被定罪的，与我碰到的一位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讲了王博士的故事。
大维和孙女士这两位阅历深厚的人士居然也不相信，一再追问：“是真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说：“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未加丝毫调味品！”
两位感慨良久，鼓动我：“写下来，以警世人！”
见多识广的大人物也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故事一定有卖点。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
开始这本书之前，我想告诉我的读者，我所叙述的事情，许多游离于平民百姓生活之上的富人和政客们的生活，都是我的亲见、亲闻、亲历，未加一丝一毫杜撰。需要声明的只有一点，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对部分敏感的人名、机构名称，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原来以为已经结尾的故事，又出现了出人意外的发展。失踪多年的故事主人翁王博士，又在新加坡重现江湖，游走在东南亚的富人圈子里重操旧业。
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书名：富人俱乐部的狼。
上海滩，第一次见到神秘的王博士……克林顿总统一手拉着我，一手拉我哥哥……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红封面外交护照……1993年1月20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一位来自南方小镇的年轻男人，在一片欢呼声中，宣誓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他，就是风流倜傥的比尔·克林顿。之后没几天，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神秘的王博士。本书一开头，就把王博士与克林顿联系在一起，并非故弄玄虚。读下去，就知道了。
这天，集团公司总裁顾老板的助理邵彦打来电话，说：“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顾老板请他吃饭，在虹桥开发区的‘上海滩’酒楼，顾老板让你一起参加。”
这家酒楼我知道，听说是一个上海人跑到香港定居后回来开的，装修华丽、服务殷勤，歌女轻曼的舞池里，首开风气之先，引进了跳肚皮舞的俄罗斯女郎，在那时候的上海很有点名气，是当年政要商贾的流连之处。这家酒楼的老板，居然有本事拿到能在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让人总感到有点神神秘秘。
前言
两位见多识广的名门之后，鼓动我把故事写下来……一次朋友聚会，促使我下决心写这本书。
那天，我和大维兄、孙女士一起在上海桃江路新吉士酒楼吃晚饭。
桃江路是一条短短五百步的幽静小街，与邻近的衡山路、东平路一起，构成上海西区最具殖民情调的酒吧餐饮休闲街区。这里覆盖着参天的法国梧桐，那些被夹竹桃、蔷薇、爬山虎掩映的精致的老式花园洋房，散落着时光的碎片，弥漫着一种虚幻的感伤和新白领的优雅。在众多的酒吧、茶坊、咖啡馆、酒店与画廊中，新吉士是一座联结现在与过去的充满怀旧气息的酒楼。在这里，你经常可以看到大陆与港台的名流和明星。
我的这两位朋友都是名门望族。孙女士是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cctv制作过一集她的专访，标题是：“热情干练的‘上海女王’，书写了传奇的历史，也拥有着精彩的现在”。孙女士的阅历极丰，七八岁时在上海被绑架，母亲以重金赎出。当过空姐，39岁时与儿子一起入大学学习。又考取美国外交官，曾任美国驻上海、广州、巴黎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90年代末，将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带入中国市场。大维兄则是民国副总统陈诚之后，出生在上海，“文革”中颇多磨难，后去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学至工程学硕士，曾任英国72家工业集团中国首席代表、美国著名的伊顿公司（中国）投资公司总裁，又是天津市政府聘请的十位海外经济顾问之一。两位都是学贯中西、见过世面的成功人物。
席间聊天，谈资恰巧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好莱坞大片catch me, if you can（中文版片名《我知道你是谁》）。大牌明星莱昂纳多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这部影片，是根据轰动欧美的“惊天巨骗”小弗兰克·阿巴格纳尔的真实冒险经历改编的。由此，大维和孙女士也说起这些年来他们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大小骗子，包括至今还在加州监狱里的好莱坞巨骗克里斯多夫。
我笑道：“两位碰到的和那些已经被定罪的，与我碰到的一位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讲了王博士的故事。
大维和孙女士这两位阅历深厚的人士居然也不相信，一再追问：“是真的事情？是真的吗？”
我说：“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未加丝毫调味品！”
两位感慨良久，鼓动我：“写下来，以警世人！”
见多识广的大人物也觉得匪夷所思，这个故事一定有卖点。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
开始这本书之前，我想告诉我的读者，我所叙述的事情，许多游离于平民百姓生活之上的富人和政客们的生活，都是我的亲见、亲闻、亲历，未加一丝一毫杜撰。需要声明的只有一点，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对部分敏感的人名、机构名称，做了一些技术处理。
更有意思的是，就在我着手写这本书时，原来以为已经结尾的故事，又出现了出人意外的发展。失踪多年的故事主人翁王博士，又在新加坡重现江湖，游走在东南亚的富人圈子里重操旧业。
我脑子里忽然蹦出一个书名：富人俱乐部的狼。
上海滩，第一次见到神秘的王博士……克林顿总统一手拉着我，一手拉我哥哥……从皮包里掏出一叠红封面外交护照……1993年1月20日，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一位来自南方小镇的年轻男人，在一片欢呼声中，宣誓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他，就是风流倜傥的比尔·克林顿。之后没几天，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神秘的王博士。本书一开头，就把王博士与克林顿联系在一起，并非故弄玄虚。读下去，就知道了。
这天，集团公司总裁顾老板的助理邵彦打来电话，说：“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顾老板请他吃饭，在虹桥开发区的‘上海滩’酒楼，顾老板让你一起参加。”
这家酒楼我知道，听说是一个上海人跑到香港定居后回来开的，装修华丽、服务殷勤，歌女轻曼的舞池里，首开风气之先，引进了跳肚皮舞的俄罗斯女郎，在那时候的上海很有点名气，是当年政要商贾的流连之处。这家酒楼的老板，居然有本事拿到能在香港定居的单程通行证，让人总感到有点神神秘秘。
富人俱乐部的狼 一(1)
顾老板这位高深莫测的人物，选了这么一家背景神秘的酒楼，宴请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我想，来人一定极有背景了。
顾老板清瘦高挑，背梳头发，戴一副墨镜，神色冷峻，气度不凡，令人敬畏。父亲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他自己也是一位4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文革”期间被赶到东北大兴安岭伐木，四人帮粉碎以后，担任过一个在外人看来极为神秘的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80年代初，又被派往香港经营中资公司，没有多少时间，赤手空拳盖起了上海第一家拥有顶级国际品牌的五星级酒店——希尔顿酒店。又是这位顾老板，最早提出上海地铁项目计划，并负责过上海地铁项目的前期工作。听说，因为他主持的地铁采购最后选定了德国供应商，从而导致了法国交通部长的辞职。顾老板既有深厚的政府背景，又与香港众多富豪有着密切关系，还有一系列的传奇故事，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晚上宴请的这位贵客，是香港屠先生引见的。屠先生左腿落有残疾，却不失富人作派。他旗下有九家企业，擅长结交大陆和海外政要，神通广大，非常活跃。据屠先生介绍，来上海的这位贵客是一个手眼通天的神秘人物，似乎还有一些美国情报系统方面的背景。屠先生的司机曾多次亲耳偷听到，这位神秘人物在香港与白宫老布什总统直接通电话。正因为如此，才引起了顾老板的重视。
我按约定的时间赶到“上海滩” 酒楼。一进包厢，客人已经先到了。陪客就我、助理邵彦，以及顾老板的儿子。顾公子出将入相，在一般大陆官员还把赴港去澳当作政治福利待遇的年代，就早已常来常往于香港、澳门之间，子承父业，渠道颇丰，是不少年轻人羡慕的那种“海外有家”的成功男人。
顾老板向我介绍客人说： “这位是王博士。”
我坐定下来，开始仔细打量这位神秘的贵客。
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文而绅士的模样。中等偏矮的个头，宽肩膀，四方脸，下颚有力，嘴大吃天下，发型和肤色一看就是海外侨胞。给人的感觉，年龄五十六七左右。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打着领带，腕上露着一块当时富人中流行的金劳力士表，手指戴一粒祖母绿戒指，一口标准的老北京口音。一些用词语调，跟现在的北京话有些不一样。比如“明天中午，明天下午”，用老北京话说，就是“明儿晌午，明儿后晌”。上海话也一样，老派的上海话和现在新派的上海话已经有很大差异，一些老派的词汇，年轻人都不会用，而且说出来也不太懂。比如现在说“这个老好的，这个老灵的”，老派上海话则讲“这个么邪气好”。
刚刚聊了几句，领班敲门进来，附着顾公子耳旁说：“项先生来了，就在隔壁房间。”
顾公子马上站起来，去隔壁会客。还没出门，那位项先生就跨了进来，一进门就打哈哈作揖，各位各位好。顾公子马上搂住项先生的肩：“我们到你的房间去，到你房间去。”看得出来，顾公子不想介绍项先生与客人认识。
顾公子与项先生离开后，这位客人，王博士，说了一句：“噢，你们跟项先生很熟啊！他可是香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人物！”
轻轻一句话，立刻使我对这位贵客另眼相待。这句话的分量不轻，虽然项先生声名极大，但是，如果不是对香港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圈中之人，怎么可能一眼就能认出项先生？
我跟着问：“王博士对香港的黑道很熟吗？”
王博士看了我一眼，说：“我怎么会跟他们熟呀，我躲都躲不及，不被黑道欺负就好了。”
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但是一般人说不出来。一般的平民百姓，怎么值得黑社会去欺负呢？这位客人的来头，确实不一般。
我的猜测果然不错，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王博士仿佛不经意地透露，他曾经间接地帮过项先生一点儿小忙。几年前，项先生在台湾惹了些麻烦，一直不方便再去台湾。去年，台湾警界一位重量级人物，名字就不说了，过路香港，王博士就让人捎信给项先生，告知那人的酒店房号和在港的会客安排，提示项先生“备一份合适的礼物，去拜访一下，顺便把台湾那件事了断了”。
王博士说话不慌不忙，不温不火，说出来的都非常有分量。接下去的对话，更勾起了我的好奇。
我寒暄着问：“王博士，您是从美国来，还是从香港来？”
王博士说：“噢，我呢，先从美国到了香港，然后，香港的屠先生介绍我来拜访顾老板。他打电话给我，说顾老板正好有时间。我也不愿意错过结交顾老板的机会。所以，我就放下一些事情，赶紧过来了。”
我说：“从美国过来，时差还没倒过来吧？”
王博士说：“哪里，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一忙完，就到了香港。我在香港已经住了好几天了。”
顾老板问：“这一次，你怎么转去帮民主党了？”
王博士说：“这件事你也知道？当然，我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我哥哥，他一直是民主党的忠实信徒，为克林顿竞选花了不少钱，我估计至少有两千万美金吧。”
哟，是个人物！在座的开始认真起来。
王博士不紧不慢地往下说：“当我们赢的时候，宣布比尔当选的时候，在小石城，比尔一手拉着我，一手拉我哥哥，他说，你们弟兄俩给我的支持太大了！我要拉着你们两个的手，从这里一直走进白宫！我跟总统说，你知道，我一向是很低调的，更不愿意在媒体上露面，你就领着我哥哥去吧。于是，我看着他们的车队从小石城出发，走向通往白宫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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