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所处的险境，结果险些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全凭侥幸，免遭杀戮。

    黑屋子是罪恶之家。

    对于这一点，主人公若槻曾一度迷惘，但是由于作者告诉读者的比让若槻知道的情况要多些，因此在读者方面，对于黑屋子的感觉一直是负面的：黑屋子不仅是罪恶之家，而且危险四伏。

    正是基于读者对黑屋子罪恶本质的认识，若槻只身深入其中才会令人担忧、深感紧张；正是基于读者对黑屋子罪恶本质的认识，读者才会为若槻的判断失误和鲁莽行动捏一把汗。

    这是一种戏剧性效果，观众已知陷阱之所在，剧中的正面人物却或因未知，或因判断失误，一步步走向陷阱。

    这种已知和未知的分野形成张力，形成紧张和恐怖感，牵动读者的心。

    随着情节的发展，菰田家的黑屋子是罪恶之家的朦胧定论得到一步步的证实，渐次明朗化。

    菰田夫妇确是想方设法骗取保险金之辈。

    在杀死和也骗得500万日元保险金之后，菰田幸子又指使菰田重德斩断自己的双手，以骗取更多的保险金。

    保险公司忍无可忍，便请来“能人”，试图以强硬的手段迫使菰田夫妇与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关系。

    结果，这个“能人”以及同样威胁菰田夫妇实现诈骗企图的大学助教金石也成了刀下鬼。

    在更深的层次上，作者赋予黑屋子以象征的意义。

    在小说接近结尾的时候，作者借若槻之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能断言，那间充满尸臭的黑屋，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即将迈向的明天的景象？”这个问题展现的是小说中关于黑屋子的深层疑团，作者似乎在向读者发问。

    但是细读这部小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作者更多的是在自问，因为他的整部作品都在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

    作者是从保险公司职员的视角发现这一问题的。

    贵志佑介1959年生于日本大阪，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保险公司工作过。

    在他看来，“所谓人寿保险，是以统计思维为父、相互扶助的思想为母的产物，是一种目的在于减少人生风险的体系”。其实，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出现了带有保险业务性质的做法，这种做法从一开始便是以互惠互利、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商人通过借贷筹措派船出海贸易的资金，借贷双方约定，如果贸易成功，债主可以获得一定的利息(类似保险费)；如果船沉大海，借贷也就不用还了。不难看出，古时候的做法与现代保险业有十分重要的不同点：即“理赔金”先付，“保险费”事后缴。

    这是因为借贷双方彼此了解，互相信任。

    现代保险业务操作起来要小心谨慎得多，但是诚信依然是保险业的基础。

    而在作者看来，20世纪末的日本，保险业的诚信基础正在崩溃：“现在日本也面临着目前美国社会正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的危机。轻视精神价值、金钱至上的思潮、思考能力和想像力衰退、对社会的弱者欠缺关怀，其前兆已在保险的领域开始显现。甚至有一半伤害保险的申领属欺诈行为的说法。”菰田夫妇以其手段的残忍将这种普遍的欺诈行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骗取保险金，菰田重德切断自己的手指、手臂；菰田幸子则不惜杀夫灭子。

    实可谓无恶不作，人性全无。

    对这种散发着恶臭的罪恶的揭露，形成了《黑屋吊影》的深层内涵。

    那么黑屋子所代表的非人性残暴会不会成为“明天的景象”呢？作者探讨这个问题的策略是溯本求源，即探究这种非人性残暴的成因。

    作者摆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成因理论体系，一种是由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1836—1909)的天生罪犯说发展而来的进化理论；另一种是基于传统的自由人道主义的环境决定理论。

    在小说里，进化理论说的代表人物是国立大学的金石助教，他约若槻到一家廉价快餐馆里做了一次长谈，从龙勃罗梭的天生罪犯说谈到进化说。

    龙勃罗梭原是学习精神病学的。在对精神病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感到人的精神疾患必然会有其生理方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犯罪可能是由某种生理特征所决定的假设。带着这种假设，他于19世纪70年代深入监狱进行观察和研究，对罪犯的体征进行测量，对抢劫犯的头颅进行解剖。龙勃罗梭在研究抢劫犯的头盖骨时，发现了猴子有而人类极少见的中央后头窝等多处变异。

    之后，他解剖了近400个罪犯的头盖骨，调查了近6000人，结果产生了“隔代遗传性天生犯罪者”的看法。他将天生犯罪者视做返祖为类人猿的人。天生犯罪者全都具备类人猿的外观，原始人和低级动物的残暴本能明显。龙勃罗梭对天生罪犯弃恶从善的可能性是持悲观态度的，因为天生罪犯乃遗传基因使然，后天教化于事无补。

    不过，对于人类社会的前景，龙勃罗梭却是乐观的。他所说的天生罪犯是与人类进化相反的返祖现象，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是没有犯罪的社会。而金石则认为，事情可能并不如此乐观：菰田夫妇所体现的非人性残暴或许不是退化的结果，而是进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非人性残暴代表着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方向。

    金石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外因就是所谓“用善意踏平的路，也会通向地狱”，即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以优待弱者为特征，很能诱发欺诈的企图。

    内因则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dna变异。

    金石引用1968年发生在日本福冈县食用油中毒症等事例，说明某些污染物质能够溶入dna，导致遗传信息的复制错误，使人类向残暴的精神变态者方向进化。

    若槻的女朋友阿惠所代表的理论观点散见于小说的多处，没有像金石的观点那样得到集中阐述。

    阿惠这个人物在小说中露面并不太多，她的背景情况和理论观点多是从侧面进行介绍的。阿惠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一见到社会上的弱者或受苦的人，便打心底里产生同情”。对于菰田夫妇之类所表现的非人性残暴，阿惠有着与金石大相径庭的解释。

    这一点金石自己也感觉到了，他对若槻说：阿惠小姐“好像是位人道主义者，有一颗女性的善良敏感的心……不过，那有时会妨碍人看清现实”。

    若槻对金石与阿惠之间的观点冲突也洞若观火。

    当金石向他大肆兜售天生罪犯说的时候，他“心想幸亏阿惠不在场，她若听了金石刚才那番话，一定会怒火中烧”。

    阿惠后来被菰田幸子绑架，险些丧命。

    尽管她目睹了保险公司雇用的“能人”被幸子肢解的全过程，但她仍然坚信没有天生的罪犯。

    在她看来，恶劣的环境和幼儿期所受的精神创伤，才是产生犯罪的温床。

    同时她认为“给人贴标签是错误的”，“真正危险的是金石这类人”。

    阿惠所代表的环境决定论的阐述虽然缺乏系统性，但是，将只言片语归纳起来，竟也是一系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集合。其中有结构压力论、挫折-侵害论、类别联系论以及贴标签理论等。结构压力论是罗伯特·k·莫尔顿于1938年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称，人天生具有循规蹈矩的倾向，之所以犯罪是社会结构压力使然。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社会舆论向其提出一系列要求，即人应当成功，应当拥有名、利和幸福舒适的生活，这便是社会结构压力。而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人没有适当的手段去获取这一切，犯罪便成为惟一的选择。

    这种理论将犯罪归咎于社会两极分化所产生的不平等，与人道主义的先驱马修·阿诺德的观点如出一辙。阿诺德在1878年曾有句名言：两极分化“使我们的上层阶级物质化，使我们的中产阶级粗俗化，使我们的下层阶级野蛮化”。

    尽管金石与阿惠在罪犯的可逆性和犯罪的可避免性上存在根本分歧，但在谈及犯罪的某些外部因素时，还是存在共同之处的。这是因为金石自己也承认环境对犯罪的决定作用占10%。因此，当他阐述犯罪的环境因素时，实际上是在将阿惠的某些概念性观点具体化。

    例如，他曾将眼看就要拿到保险金，却遭到阻挠的菰田夫妇比做吃食受阻挠的饿猫，猫在这种情状下，即便是主人的手也会去抓。这个比喻与挫折——侵害理论研究者所做的实验十分相似。挫折-侵害理论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其大意是，挫折是侵害行为的根源，没有挫折就没有侵害行为。所谓挫折指的是在实现某一目标(如满足对食物、水、配偶等生理需求或满足获得尊敬、爱情及安全等社会需求)过程中所受到的干预或阻碍。

    菰田夫妇因骗取保险金受阻挠而施暴的行为与挫折-侵害模式十分吻合。类别联系理论是由埃德温·撒瑟兰(1883—1950)于1924年提出的。其观点的要旨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少年犯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的伙伴均以滋事生非为荣。

    在小说里，阿惠在解释菰田幸子为什么会犯罪时，用的正是撒瑟兰的理论：“孩子们总是受到过什么对待，便以同样方式对待社会。那个女人(指幸子)一定是从懂事前起，就一直受到那样的对待。

    所以，她只能那样生活。我认为她身边没有人教导她‘伤人、杀人是不好的’。”

    阿惠对给人贴标签的做法深恶痛绝，她宣称“给人贴标签是错误的”。

    当若槻采用金石的术语质问阿惠是否承认菰田幸子是“精神变态者”时，阿惠对“精神变态者”这一标签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她说：“请不要使用‘精神变态者’这种词汇。虽然责备已死的人不好，但我只能认为，那位金石心理有毛病。他只是将自己心中的邪恶投影在他人身上而已。”在此，阿惠自己也在给金石贴标签，但她对贴标签行为的激烈反对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便是贴标签理论。

    这种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阿兰·里斯卡在1981年称，贴标签(如称某个初犯为“盗贼”、“婊子”等)往往使被贴标签者反复犯罪，不能自拔。这是因为：一、贴标签使被贴标签者的就业机会大大受限；二、贴标签使被贴标签者只能与同类交往；三、标签会左右被贴标签者的自我意识。贴标签理论的学者认为，大多数犯罪是贴标签造成的。

    当然，贵志佑介在小说中提及的社会学理论不止这么多。例如，他小说中关于保险之类社会福利制度之利弊的议论显然有控制理论的影子。

    简言之，控制理论认为，只有让犯罪者除了惩罚得不到任何好处，犯罪才会得到控制；否则，犯罪对许多人都会有诱惑性。

    社会福利体制如果让欺诈者得益，便会刺激更广泛的严重犯罪。

    李长声先生曾在《译林》上发表文，介绍《黑屋吊影》这本小说。

    他在开篇写道：谈日本的恐怖小说，“必称道两部作品。那就是濑名秀明的《寄生夏娃》和贵志佑介的《黑屋吊影》。前者有浓厚的科幻色彩，后者似属于社会派推理小说”。在《黑屋吊影》里，贵志佑介几乎调用了社会学教科书中所有有关犯罪成因的理论体系，足见其社会推理派特征。对于两类不同的社会学理论，作为作者代言人的若槻的立场是犹豫的：既觉得金石的论点不无道理，又倾向于接受阿惠的观点。

    但在内心深处，令若槻最为担心的是：金石的悲观主义观点也许是正确的。

    这就是他发问那间充满尸臭的黑屋是否为我们这个社会明天景象的原因。

    《黑屋吊影》出版于1997年6月，时值20世纪末。

    探索人类未来命运的文学作品什么时候都有，但尤以世纪交替之时为盛。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也曾出现过同样的关注。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的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世纪末以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依据，写出了不少具有警示意义的科幻传奇。他的《时间机器》预示了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可能导致的恶果：剥削者不劳而获，经过千万年后会退化堕落为脆弱的生物，丧失劳动和自卫的能力；而被驱赶到地下的劳动者会变得十分野蛮，月黑风高时，便爬出地面捕食剥削者。到了20世纪末，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基因工程。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现代——1919到2000年的世界》里，设想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阶级社会：一方是基因经过处理的、聪明健康的上层阶级；另一方是基因未经处理、易于生病的下层阶级，两者之间的通婚成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双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会导致种种罪恶，其中也包括内战。

    这一设想似乎是威尔斯科幻预言的世纪回声。

    当想到日本社会道德沦丧，欺诈成风，原为相互帮助而设立的人身保险竟成了给人的脑袋标价悬赏的现状时，作者借若槻之口提出：“这仅仅是世纪末、过渡期的现象吗？还是社会整体驶向无可挽回的悲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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