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地方晃悠的偷儿们，全都涌到老东门；平均每个逛东门的深圳人，背后都会跟上三个以上的小偷。警察一来，他们就一哄而散；警察一走，大家重新开张。累得东门派出所的干警两脚发肿。其中有个文书，是个胖子，人手不够就把他顶上去，不到一周，人疲得就像非洲难民似的。

    那阵子熬夜呵，整个人都空了，心里面就像架个火炉子在烧。没过多久，深圳“减肥”热，小胖子文书辞职下海，开了家“减肥俱乐部”，首创“脂肪燃烧减肥法”，据说创意和灵感就是从这儿来的。

    现在，他的“减肥俱乐部”开遍全国，一个人玩两部“宝马”，一辆“奔驰”。

    刘所长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准会喝得烂醉；醉完过后，改天喝酒还讲：一捋胳臂：“俺讲个笑话。”接着就讲小偷没打开锁，将门板卸下来的故事。

    “卸门板”的故事在深圳流传了好几年，都是当成笑话讲的。不过，传到将军锁厂乔大羽的耳朵里，可就不是笑话了。那是什么？是商机。

    乔大羽微微一笑，抠着鼻孔，陷入了沉思。

    1989年春天，中国第一张“将军”牌防盗门在深圳问世。

    乔大羽的脑袋瓜子就是和别人不一样，那里面每个细胞都饱含智慧的种子。

    他自己也明白价值所在，最喜欢和女孩子交往，尤其是年轻美貌的少妇，希望通过这一载体，传播智慧，播撒智慧的种子。

    乔大羽的厂生产防盗门，也推销防盗门。他的推销手法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喜欢场子。喜欢设一个场子，当场做生意。以前在赛格广场附近，天空中经常飘满红气球，底下缀着五颜六色的条幅，那地方就是乔大羽的场子。

    那地方一排排摆着将军锁厂生产的防盗门，各种型号，各式各样的都有，地上放着钳子、斧头、撬杠、钢锯，客户当场验货，满意就签订单。

    那会儿，乔大羽的订单做不完。客户都是扛着整麻袋的钞票，在他厂里催货。后来，全国各地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防盗门厂，他这儿才退潮。

    人往往在最风光的时候晕头转向，找不着北，乔大羽在生意做得最火爆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这句话差点酿成和深圳小偷的火并。

    乔大羽的生意，用江湖人的话叫“抢食”，与偷儿们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兄弟。偷儿多，他的生意就火；生意火，就要不断给偷儿们制造技术难度，偷儿们被难住了，就没饭吃。你不让我吃饭我不恼你恼谁？

    平时乔大羽做事说话都比较低调，千不该万不该他搞了个“有奖促销”。

    当时在《深圳特区报》的报眼位置登了个大广告，大意是将军锁厂新研制了一种新型防盗门，名叫“气死贼”，有人在24小时内当场开锁，奖金10万元人民币云云。

    他这一招果然管用，一下子将深圳人的眼球都吸引到门上，不过偷儿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这就和古人打擂比武一个道理，乔大羽要“脚踢南山猛虎，手擒北海蛟龙”。偷儿们的脸往哪儿撂？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上擂台出口恶气。

    不过，这事儿让“偷王”七爷按下了。七爷淡淡地说了句话：“咱的活儿是吃饭的，不是治气的。”那意思是他摆他的擂台，咱混咱的日子，两不相干。

    当然，也有那些外地来的，心胸狭窄的偷儿当场犯险，结果手艺不到家出丑不说，一下擂台就被人群里的便衣盯上了。

    这一日，乔大羽在国贸旋转餐厅接待几位东北大佬，这帮人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不说，酒量那就像没底的海。

    一开始，大家斯斯文文，杯对杯；不一会，将上衣一脱，碗对碗；最后干脆一人抱瓶茅台，嘴对嘴。

    平日里乔大羽不喝酒，这回知道有东北客，还专门请了两个“酒仙”护驾，都是能喝一斤以上的主儿。结果，那几个东北人还咋地不咋地，他们先钻桌子底下去了。

    东北人喝酒大家都知道，喝红了眼，连老虎的眉毛都敢拔。“喝！你……你……不喝就是不仗义！”一个东北老客揪住乔大羽的领子不撒手，再不喝眼看酒瓶子往头上招呼。

    乔大羽架不住东北的“死缠烂打”功，勉强焖了两盅，然后借故上厕所溜了出去。下楼后天旋地转，飘飘欲仙，比在餐厅旋转得还清爽。

    这时，他手中的大哥大响了，说是又有客户送花篮、放气球，请他到赛格广场讲几句话。

    乔大羽一直认为赛格的场子摆得经典。以前卖野药，在老东门设场子透着亲切；这会儿卖锁，在华强北设场子透着高深——那里是中国人的“硅谷”，做的可都是高科技的玩意儿。

    撂下电话，乔大羽钻进他的“奔驰”车，一路鸣笛，直奔华强北。

    当时，华强北的天空艳阳高照，他的场子上方全是大红的气球，映红半块天；四下里彩旗飘扬，锣鼓震得地面直晃悠；还没到地方，就被溢出的气氛所包围。

    这是一种容易让人激动的气氛。乔大羽远远的听见锣鼓家什咚咚咚响，耳朵就竖了起来，眼睛就睁大了一倍，血液一股劲地往上灌。

    乔大羽站在主席台上，望着台下数不清的陌生面孔，一激动忘记了该说些什么，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也是酒闹得，往日遇到这种场合，乔大羽神采飞扬。此时，神采飞扬的乔大羽显得拘谨笨拙，一激动调门拔到高八度，就是人们常说的声嘶力竭。

    他扯着嗓子道：“都道深圳有能人，那是没碰我这把锁这扇门，家里安上我的门，神偷也要避三分……”

    他仿佛又回到当年卖野药的场子里，满口老江湖的词汇，说到兴奋处，一跺脚，一挑大拇指，拉开架势：“今日哪位朋友破了我的门，我一时三刻卷包袱，我出深圳！”

    乔大羽的表演搏得一片叫好声。他哈哈一笑，抱拳拱手，退到后台……

    第二天早晨，乔大羽一梦醒来，心里咯噔一声：说漏嘴了！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酒醒之后，他一品味昨天的话，汗珠子立刻从脊梁骨冒了出来。他是个老江湖，人家放个闷屁都能嗅出腥膻。

    来了，嘴巴痛快，报应也来得快。

    乔大羽的脑子飞快地转动。此时他躺在自己的秘密别墅里。这儿是他的快活林，只有他和司机以及新搞上的漂亮秘书知道。司机早就回家睡觉了，小秘被他折腾半宿，这会还在梦里呻吟呢。

    可是，他卧室的门大敞着，客厅中灯火辉煌，飘来一股股燥人的旱烟味。

    来了，报应来了。乔大羽的心像小鼓一般，咚咚敲得皮肉胀痛。他反复琢磨半天，没有一丝头绪；最后，索性心一横，跳下床，抓起衣服冲到门口。

    乔大羽露出光秃的脑袋。客厅里静得吓人，只听见墙角的仿古座钟来回摆动的声音。

    没有人？

    不！在宽大的意大利沙发中，蹲着一位干瘪的独臂老头。他的身体就像透明一般，丝毫不起眼；若不是手里端着细长的烟袋锅，差点从乔大羽的眼中滑过去。

    是他？！乔大羽的头倏地缩了回去。

    过了一盏茶功夫，乔大羽西装革履从卧室里冒了出来；他一溜小跑，腰弓得如同南澳的龙虾仔。

    “哎哟！这是哪阵风，惊了您老人家的驾。”他说。

    小老头不说话，只顾眯着眼睛吸烟。仿佛他到这儿，就是为了抽他的旱烟。

    乔大羽轻咳一声，从卧室里走出一位穿长裙的女孩，白嫩的手托着带盘的紫砂小壶。

    她半跪在玻璃茶几旁边，端起壶冲了盏茶，递到乔大羽手里。

    乔大羽摆摆手，那女孩退了回去。乔大羽见没了旁人，双手捧杯盏，躬身相敬。

    “七爷爷。”他叫道。老头斜睨了一眼，不说话。

    “七爷爷。” 乔大羽嬉皮笑脸地说：“弄这事还不是卖的糊弄买的，做广告当不得真！” 老头依然不说话。

    乔大羽沉不住气了，双膝跪倒道：“七爷爷，都怨小的贪了几盅酒，口没遮拦，犯了您老的忌讳。”

    “都是为了吃饭嘛！”他抬高声音，又为自己辩护。

    小老头轻声一笑，说：“大羽，我知道这是市场经济，讲竞争，我也是为了吃口饭，来领赏的。”

    乔大羽的脸胀得通红道：“瞧您老说的，我这点道行，在您眼里屁钱不值。”

    老头道：“不说谎，都是手艺人，靠本事吃饭哩。”

    乔大羽沉默了一会儿，咬咬牙，起身快步走进卧室，眨眼间从里面拎出个枕头大小的包袱。

    “就这么点现金，要不您老交代个数，改日小的登门拜访。”

    小老头在鞋跟上磕磕烟锅，搭在肩上，将唯一的手探进包袱，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道：“不值这么多，没走空就好。”说着，一闪身没了踪影。

    “记住，路别总往绝处走。”人没影了，话兀自在客厅盘旋。

    乔大羽站在厅中间，楞了半晌，丢下手中的包袱，一屁股蹲在上面。

    那小秘书手扶门框，探出头，问道：“这小老头是谁？”

    乔大羽仰面躺在地板上，扑哧一笑，自语道：“小老头？在深圳敢叫七爷小老头？”

    突然，他一骨碌爬起来，指着小秘书的鼻子：“马上停了报纸广告，撤掉华强北的场子！”

    是的。在深圳，没人敢把神偷小七叫做“老头”。

    第二章  我是个诗人，却成了小偷

    “神偷小七”是我师父，他的名字早就没人记得，尊敬他的人都叫他“七爷”。“七爷”和我之间故事很多，他除了指导我技术之外，还是我两只手的主人——早在几年前，我的手就已经不属于自己，它们被“七爷”买走了。

    几年前，我是一个诗人；在京城漂泊，趴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写一些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想当年，京城里有一大群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人。

    那时候，诗人都很穷，不象现在有地产商包养；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的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功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三十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尼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合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张俊似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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