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省委派来的人之间的大段对话，但实际上这些很生动的内容都是对高岗在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记述的演绎。因为当事人刘志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回忆，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另一个当事人高岗的这段简短叙述。

    然而，那些大段描写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如何交谈的著述，并没有说这个“省委派来的人”就是高岗。

    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地开展兵运工作，在西北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亲自找杨虎城说情，请求杨虎城命令苏雨生放人。

    在多方营救下，杨虎城下令苏雨生放人。曾经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彬县接刘志丹出狱，使愈挫愈坚的刘志丹重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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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2 参加陕甘游击队

    1931年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璋部，开展兵运工作。

    陈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他当时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四面楚歌，处境不利，急需帮助。所以，他虽然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却仍然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也借此以陈的名山义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招兵买马，寻机兵变。

    这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策动甘肃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委派与刘志丹多次交往的高岗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

    关于高岗与刘志丹在这期间的联系情况，长期与高岗在一起工作的张秀山曾经有过如下回忆：

    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塬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97页。

    然而，这些单纯的兵变明显带有盲动的痕迹，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与陈璋冲突中被打散。

    部队被打散后，刘志丹只身回到了南梁堡，高岗则又返回了驻西安的陕西省委。

    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战屡败，使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恰在此时，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阎红彦，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陕北硬汉，1909年9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不满15岁的阎红彦就因生活所迫，到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

    李象九是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革命气息浓郁，使阎红彦迅速成长。1925年4月，不满16岁的阎红彦便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0月，阎红彦跟随李象九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

    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西进。9月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

    到陕北后，9月6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的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来到了阎红彦的老家安定县，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上了头，并通过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也迅速地由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

    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璋部兵变失败后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为了加强对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领导，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了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

    从此，高岗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

    三 3 临镇失守（1）

    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

    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

    1931年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1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

    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

    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

    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

    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

    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

    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

    《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

    “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2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三 3 临镇失守（2）

    《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

    “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

    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

    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

    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

    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

    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

    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

    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

    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

    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

    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

    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

    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30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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