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1928年到1929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

    当时，我们也想找刘志丹，我们那时有四十多条枪，六七十个人，大部分是徒手，多半是大刀、长矛。他们动员我们去找大部队，我们也愿意一块联合行动。于是，把自来得枪还给了高岗，把我们先锋队编成两个中队，他们十九个人编成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并任先锋队总指挥。

    我们大队从临镇以南往下，赶了几天，高双成派两个营又追我们，我们决定经南泥湾、延安南三十铺、高桥川绕过安条岭到保安瓦子川再到合水太白去盘克塬找刘志丹。因我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三十铺红市沟养伤。红市沟老乡均是横山下来的移民，很好，高岗认识。于是，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带队向盘克塬方向去了。

    高岗带部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粮食，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十来条枪和八十多匹骡马，平均每人一匹马。刘志丹想成立骑兵，高岗就准备带马回去。这时，敌人在延安的驻军二五六旅得知了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追了上来。保安县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部队进到安条岭的深腰，山岭上的敌民团首先开枪，正好打在后卫部队。马怕枪，往后便跑，冲散了尾随之敌，部队乘机躲进树林隐蔽撤退。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一人向右侧逃脱了。

    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能如此详细地叙述高岗临镇战斗后情况的人，看来只有高朗亭了。从高朗亭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高岗在临镇失守后，既没有投降，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收拾残部，继续在战斗中寻找大部队。虽然高岗在安条岭战斗中又一次“逃脱”了，但在后来的叙述中读者们还会看到，在当年那种革命力量弱小、战斗异常复杂惨烈的环境下，部队被打散、领导人频繁更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1981年6月3日，同样参加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王世泰说了这样一番深有感触的话：

    我到陕甘游击队的那一年，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领导水平，实际也是时代条件问题。《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三 4 西安脱险（1）

    安条岭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高岗腿部负伤，只身一人拄着一根树棍来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之后又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处躲避养伤。后又辗转数日，于1932年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

    由于高岗对临镇战斗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予高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这是高岗的第一次被撤职，而此时的陕甘游击队，也正处于连续失败的艰苦时期。

    临镇战斗后，陕甘游击队转入韩城县境，打算在韩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韩城位于关中和陕北之间，是进出潼关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战略选择而言，落脚此地建立根据地并非上策，因为敌人绝不容许在此战略要地形成革命根据地，必然疯狂地进行“围剿”。果然，6月下旬，敌人派出重兵，向游击队据守的禹山、香山阵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顽强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过半，被迫放弃阵地，退入桥山。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人拦截，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

    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6月底，部队在梁家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对游击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并决定全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

    高岗正是在梁家堡会议后回到部队的。高岗归队不久，即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

    1932年冬，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高岗奉命来到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部队进行了联络，并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将陕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1933年春，高岗奉命来到了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

    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春率部举行了麟游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并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先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和骑兵团团长。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的领导下，

    贾拓夫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

    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时，高岗已经回到了陕西省委。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不妙，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趁乱跑开脱险。

    这次西安脱险，是高岗传奇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后来也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最为可信的，是当事人贾拓夫在当时的回忆。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三 4 西安脱险（2）

    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就陕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叙述到“福盛楼事件”时说：

    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的地方，秘书处、军委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饭馆去开。开会是岳栋（即萧章）、励君（即杜衡）、高麻子（即高岗）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旋即出去，也不注意，并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账。岳栋、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账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而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个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

    高岗“幸逃脱”后干什么了呢？

    贾拓夫在这份报告中继续说：

    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

    “高饶事件”发生后，贾拓夫还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谈到过这次“福盛楼事件”：

    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到西安。高岗在做了王泰吉骑兵团的哗变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萧章、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借吃饭的机会召开省委会议，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捕人（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萧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

    在这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回忆材料中，贾拓夫还认为：

    高岗能爬上去，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二是1937年苏区党代表会议，那时高岗的地位已开始形成。由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使许多同志含冤，高岗代表了一方面，得到了大会代表的拥护，在选举边区书记时，高岗得票最高。三是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会议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年4月4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虽然“爬上去”的用语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今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

    四 恢复红二十六军 概述

    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建立的主力红军部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红二十六军能够从挫折中奋起，高岗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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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 陈家坡会议（1）

    高岗于1932年6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12月18日来到了游击队。12月22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

    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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