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2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六 4 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到达陕北时规定的领导体制，就一直归张闻天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不过，张闻天这位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自1939年初起，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因此，1940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谢觉哉商量。

    既然是毛泽东提议商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意外的。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19人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其中本地干部11人，外来干部8人），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8人为常委。会议还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1941年高岗在延安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还决定，边区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为主任；军委系统的财经委员会、中直机关的财经管理处的负责人，参加边区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经济生产工作归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政分系统管理。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岗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和张闻天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表示说，为了做好工作，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

    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成立了边区中央局，但对中央局的领导体制和职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些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二是加强和充实中央局各部门的干部。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原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改任建设厅长，原建设厅长改任民政厅长。

    会议同时还决定：

    （一）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

    （二）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

    （三）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公开职务是秘书长。

    （四）由中央组织部调39名干部充实边区中央局机关。

    这是一次明确界定边区中央局职权与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权力的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的人事安排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边区中央局已经由党在一般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上升到党中央以及中国革命大本营所在地的领导机关，直接划归中共中央领导，高岗也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了。

    然而，改革仍未到位，变动还要继续，高岗还要高升。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原则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1939年初成立的，主要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内蒙各省区地下党的工作，书记由张闻天兼任，日常工作由李维汉和贾拓夫负责）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名单由任弼时与陈云商定；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

    政治局会议的原则决定很快得到了落实。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委员为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候补委员为李卓然、贾拓夫，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隶属西北中央局。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康生、

    高岗在中共西北局

    陈云参加，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

    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

    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特此通知。

    至此，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4月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七 连任参议会议长 概述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旗帜。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历史已经注定高岗要承担更多的权力与荣誉。

    高岗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党的负责人，他还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三届的参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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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1 离婚与再婚

    高岗是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的。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辛，涌入延安。

    青年，是热血沸腾、蓬勃向上的标志；青年，也意味着阳光灿烂、青春爱情。

    当时虽然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革命圣地延安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这批大浪淘沙的将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正脊梁。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报国的大批知识青年也来到了延安。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高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结发之妻杨芝芳离异的。

    爱情是可以跨越时空、不分民族、不计年龄而超现实展开的，但婚姻是具体的、讲条件的、有缘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分开后，我们还是革命同志，经常有联系，他作报告我也去听。我与李力群（高岗的第二位妻子）相处得也很好。

    满头银丝的世纪老人在谈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时，声音轻微，心态沉稳，神态安详，使人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回到了那并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岁月的沧桑在不停地冲刷着人们心灵的伤痕，时间老人会帮助任何人走出悲伤。

    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杨芝芳老人虽然忘记了她与高岗是哪月离婚的，但她记得大致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江青是1938年11月结婚的。

    高岗与杨芝芳离异后并未马上结婚，到了1940年，高岗才与时年19岁的李力群缔结良缘。

    1940年杨芝芳在延安

    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的李力群与目不识丁的杨芝芳不同，1937年来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与几位同学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辗转来到了西安，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炉，热血青年在这里迅速成长。1938年，李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夙愿。

    然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她毫无准备时已经悄然降临身边。

    1998年11月12日，笔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采访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离休老人。未谋面之前，因为在材料中已经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与高岗结婚的，所以在笔者脑海中跳跃着的总是一个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腰带的一脸稚气的小八路。

    然而，真实地坐在笔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耄耋妇人。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也很健谈。虽然坎坷的岁月使老人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笔者谈起了她半个世纪前与高岗结婚时的戏剧性场面：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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