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李力群

    真让现代青年男女们无法想象，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来到延安的李力群，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包办”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没恋爱”的暗箱中被“操纵”成婚。

    不过，这并非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只不过带有浓厚的现代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足足伴随着李力群度过了坎坷的半个多世纪。

    李力群与高岗结婚后，虽然半年内未被准许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李力群始终与高岗战斗在延安。

    七 2 参议会议长（1）

    参议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中国的参议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分属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两个方面，而且从参议会诞生之初，就具有不同的性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施了一些民主措施，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合法地位。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防参政会，邀请各党派和社会名流参加，共议国是。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也决定要成立“国民参政会”，并于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9月下旬和10月初，又相继公布了省、市参政会的组织条例。

    虽然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持下难以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具有初步民主形式的咨询机构，因此，它仍为各党派和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所以，就国民参政会的诞生，1938年6月1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短评说：

    虽然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人员成分，不能完全如国人所希望，可是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抗日民主的模范。早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使用。

    这一纲要规定：

    “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

    从同年7月起，乡级代表会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逐步产生，然后由代表会和参议会选举出各级行政长官，并把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呈请国民政府加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后，为了在名称上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促进地方参议会的早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1月25日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并积极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不同，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参议会，不但事关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而且必然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对如何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布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但它并不希望中共打出参议会的旗号，不想让民主的旗帜在陕甘宁边区飘扬。所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后，国民党政府竟然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来电报，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要向外宣传。

    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七 2 参议会议长（2）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原则。

    边区议会要开，而且必须开好。参议会的名称要用，而且必须用足。为此，由谁来做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呢？这可是中共的第一位参议会议长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党政合一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而且一年多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高岗胜任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决定，由高岗来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后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较好地履行了议长的职责，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连续三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职务。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的。到会的参议员共有145人，加上国共两党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地主、社会名流等各界来宾，约有7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从1月17日到2月4日共开了19天，毛泽东三次到会发表讲话。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1937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在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报告最后指出：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

    为国为民的共产党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当取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两年后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各部门工作的总结，作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七 2 参议会议长（3）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常驻参议员为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常务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大会向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全体将士和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了专电，还发表了《告边区同胞书》。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中）与副议长谢觉哉（右）、安文钦（左）合影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胜利闭幕。

    关于本届参议会的特点，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在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论，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真正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第二，它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第三，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

    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在第二届参议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提议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此时的抗日战争虽然仍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政权稳固，人心安定，民主气氛愈加浓厚。

    第二届参议会在新修建的“民主之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这是陕甘宁边区空前的民主盛会，也是高岗在黄土高坡上极为风光的时刻。1941年11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特讯，详细记述了开幕式的盛况和高岗、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篇报道在本书中全文引用略显冗长，但就其含量而言实属精悍，可省去更多的叙述文字，故全文引用如下：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昨日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高岗、林伯渠、李丹生、安文钦、李鼎铭、贺连城、阿里阿罕、巴素华、马国藩、那素滴勒盖、森健等一百九十三人，候补参议员十六人，政府首长到会者有林主席、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五十余人，来宾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军委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劲武、郭亚生三先生，晋西北行署续主任范亭，晋察冀、冀晋豫、胶东、鲁西、冀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各界来宾等五百余人。各参议员、政府首长、各界来宾准时络绎入场，会场周壁遍悬由各方送来祝贺大会开幕之联幛及边区三年来施政成绩之图表五百余幅，壮丽辉煌，琳琅满目，主席台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及用大字标写的抗战建国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礼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级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振铃开会后，全场肃静中大会筹备会南汉宸同志报告到会参议员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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