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驻军迅速增加，以军队为主的脱产人员，从1939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73万人，边区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才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并逐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
因此，从1941年起，大生产运动进入了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第二阶段，所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投身到生产劳动当中。毛泽东亲自下田种菜，朱德与他的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荒地，周恩来曾被评为纺线能手……这些中共领袖们的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信心，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
七 3 在大生产运动中（3）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生产委员会的主任，高岗自然也要在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据1944年2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在1944年2月1日召开的边区党民系统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岗曾经当众宣布过他自己的生产计划：
带领他的秘书、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种棉花两垧、洋芋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而且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进入了实现丰衣足食的最后阶段。经过边区军民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达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金色的秋季，丰收的季节，鲜花颂模范的时刻。
1943年11月26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
高岗给劳动英雄孙万福题写的奖状
200余名劳动英雄和3万多名各界群众出席了大会。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民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高岗还总结说：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发明，许多创造，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些都是和劳动英雄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精神，把我们的丰衣足食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这次生产展览会共展出展品6600多件，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1980多张。这些活生生的事物与详细的图表表明，一年来，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棉花总产量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边区的33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互助组的占四分之一，改造好4500个“二流子”，安置移民8000户，部队开荒
21万亩，合作社发展到255处，公营工厂百余家，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
这次盛会还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甲等34名、乙等8名。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11月29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做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吴满有、申长林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
16日，两大盛会胜利闭幕。
这次英模大会和展览会是对大生产运动的最好总结，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硕果的普通劳动者们理应戴上英雄的桂冠。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高岗也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然而，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只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如果把百姓的拥戴看做是个人功劳的回报，把所有的桂冠都心安理得地戴在自己的头上，那将是摆不正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危险信号，势必留下严重的隐患。
12月5日，高岗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宴请全体劳动英雄。6日的《解放日报》对这次招待会做了如下的报道：
在昨天，英雄们又会见了时刻渴望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及以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缠着手巾儿，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挨饿受冻，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
招待会上，各分区的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了六面旗帜，每面旗帜都写上了颂扬高岗的词句：
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
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
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
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1943年高岗与夫人李力群及儿子、女儿在延安的合影
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献旗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高岗的讲话主要是赞美英雄们的业绩，称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圣人”，号召全体军民要向他们学习，并且告诫英雄们说：“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要天天打扫，不扫就要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英雄，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但高岗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英雄们给自己戴上的桂冠表示谦让。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1）
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页。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
“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4、5页。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2）
“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页。
我们没有找到高岗与林、谢二老直接争论的具体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双方肯定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辈，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泽东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决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关边区财经政策的大分歧，看来也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因此，这一期间，“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1页。。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24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日上午，谢老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老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谢二老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二老：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上述内容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5页，但这封信的下面一段话《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第139页却予以完整的引用，现转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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