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更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为了说服林、谢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说：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3）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页。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页。，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2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高岗对陕甘宁边区的乡土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边区的经济工作也比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同时，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主管财经工作。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虽然我们没有高岗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材料，但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这份报告中，高岗首先论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然后分别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志丹、陇东、安塞、延长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如安定有一乡长与支书，有驴不去驮，引起群众反对，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认不对，还骂上级，这是顶坏的一个，要给以适当的处分。

    报告认为，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

    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而“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的。但高岗干工作确实有一抓到底的作风，往往直接处理基层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岗答复延安县干部关于运盐工作的一些疑问，以此作为各地运盐干部的工作参考。我们从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中，可见高岗工作作风之一斑。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bookbao8.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七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4）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除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地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把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条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地解决牲口，把必需要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地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险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着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316—318页。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至此，一场由“盐”引发的争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由盐引发的争论虽然结束了，但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加强。1942年9月，为了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维汉同志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弥补林、谢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维汉临行前，毛泽东找他长谈。毛泽东说：

    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499页。

    从后来的实践看，李维汉的到来加强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政府与中央局的团结。陕甘宁边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根据地中，确实起到了“首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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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概述

    颇受争议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开了88天，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西北局高干会开得确实很顺利。

    这次会议时间较长，内容丰富，所解决的问题也很重要。因此，西北局高干会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主要事件。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但由于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研究如何评价与高岗关系密切的西北局历史。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鲜有涉足的问题之一。

    不过，作高岗传，西北局高干会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越翻阅历史材料越感到，这次高干会议不仅不应该回避，而且非常有必要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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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 会议的由来（1）

    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

    此时，正是全党整风的关键阶段。

    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发出整风动员令，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整风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延安整风历时四年之久，几乎是八年抗战的一半。

    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要用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从上至下地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有的论著引用胡乔木的回忆，说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高新民等：《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48页。。

    实际上整风的意义并非如此玄妙，毛泽东对彭德怀所说的“只有你才懂得而其他人不懂得”的“这个意义”，仅是指整风的意义之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给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0、188页。

    也就是在这本书中，胡乔木用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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