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虽然我如此卖力,但是随着伙计们的业务能力大为提高,我的作用也就一天比一天不那么明显了。凯谋在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目前的工资负担实在太重了。他认为我理应做出让步。他待我逐渐没有从前那么殷勤了,开始摆出了老板的面孔,常常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似乎随时准备同我翻脸。可是我还是继续做好工作,勉强忍耐,心想他如今负债累累,脾气难免暴躁些。最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我们的关系最终破裂。
一天,从法院附近传来巨大的吵闹声,我把头伸出窗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事情。恰好凯谋正在大街上,抬头看见了我,对着我吼叫起来,怒气冲冲地叫我少管闲事,接着又说了一些责骂我的话。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这样对待我,这使我大为恼火。当时在街上邻居们都看到了他羞辱我的情形。他立即跑到印刷所楼上来,继续跟我争吵,于是双方破口大骂。他提出解除合约,根据合同的规定我还享有3个月的宽缓期。他叫嚷着当初把宽缓期规定得太长了。我对他说,这个后悔是多余的,我马上就走。于是拿起帽子走出了门,在楼下遇见了梅雷迪思,我吩咐他照料一下我的东西,并把它们送到我的宿舍。
梅雷迪思按照吩咐在晚上来到我的住所,我们讨论了我今后的去向。那时候,他对我已经非常敬重,表示在我离开那个印刷所以后,他也不愿意再留在那里。我开始想回到家乡去,可是他劝我别急着走,提醒我凯谋如今已是负债累累,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债主们已经开始感到不安。他经营的文具店情况也不佳,经常为了得到现金做不赚钱的生意,而且赊卖货物又不记账,因此他必然要破产,这样我就可从中获得极好的机会。我说我没有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很信任我,从他们父子俩的一些谈话中,他相信假如我愿意合伙的话,他父亲会投资帮我们开业的。他说:“我和凯谋合同到春天就满期了,清楚自己不怎么在行。只要你愿意的话,我出资金你出技术,咱们共同经营这项生意,利润各得一半。”
我欣然同意这个提议,精神为之振奋。他父亲此时正在城里,也赞成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很信任我,而且能够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更表赞同了。他希望以后我们会成为亲密的朋友,这会使他彻底戒掉酗酒的恶习。
致儿子的信(29)
于是,我开了一张清单给他的父亲,他就交给一个商人去操办订货去了。在所有设备运到之前,我们得严守秘密。目前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其他印刷铺里找个工作,但是找不到空缺,所以闲了几天。这时,凯谋有了一个机会,可能承接印刷新泽西纸币的生意,这需要制作雕板和各种铅字,只有我才能做。同时他担心我会被布莱福德雇用,抢走他的生意,所以给我写了一封十分谦恭的信,说多年的老朋友不应当因为一时的几句气话就分手,希望我回去。梅雷迪思也劝我回去,因为这样他又可以在我的指导下工作,提高业务水平。于是我又回到了凯谋的印刷所,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关系要比前段日子和睦得多。新泽西的纸币印刷业务一接到手,我就为此设计了一台凹版印刷机,这在美洲还是第一个呢。我又刻了一些格子图案和装饰花纹。我们一同到新泽西政府驻地伯林顿,在那儿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令他们很满意。凯谋从这笔生意中赚到很大一笔钱,因此他又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
我在伯林顿结识了许多新泽西州的重要人物。其中的几位是由议会任命的官员,他们负责管理印刷出版事务,并且监管钞票的印刷制作,监督所印刷的数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人轮流前来监督,一般总是带了一两个朋友来做伴。由于我曾经读过许多书,我的文化修养比凯谋高,我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更喜欢跟我谈话。他们不时请我到他们家里去,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并以礼相待,对我十分热情。虽然凯谋是老板,却被他们冷落了。老实说,凯谋这家伙脾气很古怪,他不懂得适应公共生活的常规,常常粗鲁地驳斥人们一致公认的观点,而且衣冠不整,极为邋遢,狂热坚持某些宗教信条,并且还有点无赖气。我们在新泽西呆了大约3个月,我已经结识了如下一些朋友:法官艾伦、州议会秘书塞缪尔·巴斯蒂、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以及几位姓密斯的议会议员。此外还有负责土地测量的管理人员艾萨克·德考,他是一位极有见识的老人,他对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为制砖工运土的粗人,到成年才开始读书认字,后来替测量员背测链,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测量术,靠着勤劳,他已经置了一份不薄的家产。他说:“我可以肯定,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那个生意人赶下去,成为费城印刷业的暴发户。”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丝毫不知道我已有在费城或任何其他地方开业的意图。后来,这些朋友给予我的事业很大的帮助,正如我也不时地帮助他们一样。他们在世的时候,一直对我很尊重。
在讲述我的商业生涯之前,还是先让你了解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我的生活原则和道德信条。这样你就可以从中看出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我后来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小时候,父母对我灌输了宗教思想,童年时代我接受了虔诚的非英国国教的教养。在我15岁的时候,独立地读了几本书,因为发现其中的观点相互矛盾,因而对这些观点产生了怀疑,由此开始对“启示”本身产生了怀疑。我偶然读到了一些反对“自然神论”的书籍,据说这些书是博伊尔宗教演讲的精髓。可是它们对我的影响恰巧跟作者的原意正相反,因为为了驳斥自然神论的论点,他引证了一些他们的理论,但是这些议论在我看来却比那些反驳它们的还有力。
致儿子的信(30)
简单地说,我不久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这些想法带引一些人走上歧途,特别是科林斯和拉尔夫。后来这两个人都使我大吃苦头,而且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羞愧。我有时想起基思对我所做的事情(他也是个自由思想者),想起自己对弗农先生和里德小姐的所为,我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我因此觉得下面这些教义并不能在现实中实行,虽然十分真实可信。我在伦敦所写的小册子的扉面上引用了德莱顿的几行诗句作为题记:
存在就是真理,虽然半瞎的人
只见链条的一端,最近的一节
他暗淡的双眼却无法触及到
那于天上秤量一切的公平杆。
在那本小册子里,我从上帝的品质、他无限的智慧、善良与权力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全然正确,上帝不可能有错,恶与善都是一种虚无的表现,这样的事物根本不存在。现在看来,我的这些观点并不像当时以为的那样确凿无误。我怀疑在自己的思想中是否隐含着某个谬误,以致影响了所有后续的观点,正如形而上学的推理中所常见的那样。
后来,我渐渐地确信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真诚和正直是至关重要的。我决心要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地实践这些品德(这些我都写在日记中,至今保留)。而“启示”的戒律则不再那么重要。但是,我还是抱这样的观点:虽然启示所禁止行为并非就是邪恶,或者启示所命令遵守的就是善良,然而,这些行为很可能就其自身的性质来看,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对我们有害,被要求去做是因为对我们有利。只要能够把所有的事情综合起来考虑,这种信念,靠着上帝或是守护天使的祝福,或是偶然的有利情况的形势,或是三者结合起来,保全了我,使我渡过了青年的危险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的照顾和忠告下,安全地跨越了我在陌生人中间有时所陷入的险境,没有做出任性和无情无义的事情。由于没有宗教信仰,这本来是很容易在我身上发生的。我说到任性,是因为在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事例中,由于我年轻幼稚,缺少经验以及他人的不良作风,其中包含一些必然性。因此在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我已具备了较好的人品,我确切地估算了它的价值,决心坚持这样的品格。
我们回到费城没过久,新的铅字就从伦敦运到了。在此之前,我们同凯谋结清了账,经过他的同意,离开了他的印刷铺。我们在市场附近找到了一所出租的房屋,把它租了下来,房租为一年24镑。后来我得知此房曾经要过每年70镑的租金。但为了进一步减少租金,我们便招了玻璃匠戈弗雷一家人合住,他们负担了房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我们把伙食包给他们。我们刚一开张,才整理好印刷机,我的一个朋友乔治·豪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这里来了。他在街上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寻找印刷铺。这时我们的资金都已经花在置办的各式各样的物品上了,这个乡下人所付的5先令,成为我们的第一笔收入,而且来得这样合时,它带给我的快乐胜过我以后所赚的任何一个5先令银币。我由此而对豪斯产生的感激之情,促使我乐于帮助那些刚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
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些悲观主义者,他们总是预言一些可怕的凶兆,一直在预报国家即将毁灭。那时候费城也有个这样的人,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米克尔,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谓德高望重,从外表上看好像充满智慧,讲起话来态度很严肃。这位先生我并不认识,有一天他跑到我门口来,问我是否就是那个新近开设一家新印刷铺的年轻人。我回答是,他说他很为我惋惜,开一家印刷铺很费钱,但是这笔费用是注定要亏蚀掉的,因为费城正处于萧条败落之中,城里有一半的人处于破产或者即将破产状态。尽管表面上有相反的现象,新建筑的落成、房屋租金的上升,这些都是虚妄的幻像。事实上,这些因素和其他的事件一起会使我们走向毁灭。接着,他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已发生的和即将降临的灾祸。他这样的一番宣告使我的情绪有些低落。要是我在开业之前就已经认识他,我很可能不会再开印刷铺了。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位老人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同样的口吻在对人们进行宣讲。他有许多年拒绝购买一所房子,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可是,后来我高兴地看到他也买了房子,而且房价比他开始预测凶兆的时候高出5倍。bookbao8.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致儿子的信(31)
我早该提到一事情。前一年的秋天,我把大多数富有才干的朋友召集起来组成了一个俱乐部。目的是相互切磋,提高学识,取名为“讲读社”。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聚会。我起草制订了俱乐部章程,每个成员必须提出有关道德、政治或者自然哲学的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而且每3个月要就此内容写一篇论文,在会上当众朗读。我们的辩论将在会长的主持下展开,而且应该基于诚恳的探求真理的精神,而不是以爱好争辩或是求胜的态度来进行。为了防止情绪过于激烈,禁止一切表示独断意见的用语,也不允许任何直截了当的反驳,违者处以少量罚款。
俱乐部的首批会员是:
约瑟夫·布莱恩特纳尔,公证事务所的誊写员,一个中年人。他性情随和温厚,待人友好热忱。爱好写诗,尤其喜欢当众朗读诗歌,他自己偶尔也写几首,有相当的水准。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还善于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雷,一位颇有成绩的数学爱好者,在专业方面非常优秀。后来,他发明了现在称为哈德利象限仪的仪器。但是他的知识面很窄,对专业领域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而且这个人不怎么讨人喜欢。像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每一句话对事物的表述都绝对正确,而且偏好在一些琐碎细小的事物上面漫无止境地探究,常常扰乱了正常的讨论。他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尼古拉斯·斯卡尔,土地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的兴趣是读书,不过也能写几首诗。
威廉·帕森斯,喜爱读书,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开始研究星相学,为此才学习数学的,后来却对星相学大加嘲笑。他起初是个鞋匠,最后却成了测量主管。
威廉·曼格里奇,一个细木匠,同时又是技艺高超的机械工。他做事脚踏实地,为人明事达理。
休·梅雷迪思、斯梯芬·波茨和乔治·韦布,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颇有家产的青年绅士,为人慷慨大方,讲话幽默风趣,而且特别喜欢讲双关话。他对朋友总是充满爱心。
威廉·柯乐曼,一个商店店员,年龄和我相仿。他可以说是我一生的朋友之中最为精明干练,同时又是心肠最热、品行最端正的人。他后来成为我们州的一名法官,一个极负声誉的商人。
我们之间的友谊维持了整整一生,先后长达40多年时间。这个社团也持续了那么多年,成为当时宾夕法尼亚最有声誉的哲学和政治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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