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计划的进一步执行拖延了下来。后来，我身兼多种职务，包括公务和私事，无法安排自己的生活，又使得我一拖再拖。从那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从事这一事业，于是此计划一直被忽略到现在。迄今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许多好公民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我并没有因为这项事业的艰巨而灰心丧气，因为我一向认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他制订一个成功的计划，就应该弃绝娱乐活动和所有会分散精力的其他事务，确定自己生活的惟一目标和工作任务就是完成这项计划。那么他就能够创造出奇迹，为人类创造丰功伟业。

    1732年，我首次以署名理查德·桑德斯的方式发表了我编写的一部历书。后来我又连续编写了大约25年之久，现在人们称之为《穷理查历书》。我设法把它编得既有趣味又很实用，因此它风行一时，每年销售量达到万册，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此书在普通人民中间拥有众多的读者，省内的各个地区几乎都能够见到，他们除了这本书以外就很少再买其他的图书了，我由此断定它是教诲民众的合适工具。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每页之间的空白处，这些箴言的主要内容是教人把勤俭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由此培养一种美德。因为对于一个穷困的人而言，要求他经久不变地诚实廉洁是很困难的，这正如一句成语所说：“空袋子很难站得笔直。”

    这些箴语格言包含着来自不同时代许多民族的智慧，我把它们搜集在一起，以一位智慧老人在商品拍卖市场上向人们所发表演说的形式，编写成一篇前后连贯的演讲词，以此把分散的忠告集中起来，让它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我把它放在1758年历书的卷首。这篇作品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而且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在法国它出了两种译本。尤其是在英国，这些格言被印成横幅，供室内张贴。传教士和地主们大量订购，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友和佃农。因为我的格言汇编劝阻人们不要无谓地花费大量的钱财去进口奢侈品。由此在数年之后，人们看到在宾夕法尼亚积累起来的财富日趋增多，因此有人认为本书也对此产生了一份影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自传续编（10）

    同时我认为创办报纸是另一种教诲民众的手段。因此我经常从《旁观者》杂志和其他作者那儿摘选一些道德箴言刊登在我所办的报纸上。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自己的短文，这些小东西原先是为在讲读会上讨论撰写的。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录，旨在证明一个人无论他的才华能力如何高超，只要被认为道德沦丧，就说不上是个明事达理的人。另一篇是关于自我牺牲的谈话，指出道德只有在成为顺乎自然的习惯，不受与它相反的癖性的干扰时才算牢固。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我在编辑报纸过程中，特别注意删除来稿中那些可能被认为是诽谤或者人身攻击的言辞。正是这样的东西在近年来成为我国莫大的耻辱。有人怂恿我刊登这一类东西时，还有的作者替自己辩解说这是出版自由。他们希望报纸能够像公共马车一样，任何人只要付车费，就有在上面占一个位置的权利。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这样答复他们：如果他同意，我完全可以另行刊印，并且按照他的要求印多少都可以，不过必须由他自己发行。这样我就没有散布诽谤的责任。因我已跟我的订户有约在先，刊载的文章必须是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我就不能在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对他们显然是不公道的。

    可是，现在有一些出版商为了个人的一时利益而毫无顾忌，甘心去迎合某些人的险恶用心。这些人肆意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有些出版商办报极其轻率，甚至刊登极为恶劣的诋毁性文章，对邻国政府乃至我们友好的盟国进行粗鄙的谩骂，这种举动会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我提起这些事情，是为了告诫那些年轻的出版商，千万避免发生这类不名誉的事情，败坏出版界的风气，使他们的职业蒙受耻辱。他们应当坚决地拒绝这种要求，因为他们可以从我的这个先例中看出：这样去经营报纸，从整体来看，并不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什么损失。

    1733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需要一位印刷工，因此我派遣了一名技术工人前往。我跟他签订了一个合伙合同，由我提供给他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并承担1／3的费用，由此，我也将获取其利润的1／3。这个人很有学识，为人诚实厚道，但不懂会计。虽然有时候他汇款给我，但是我不能得到详细的会计报告，在他生前我一直未了解合伙经营的状况。在他死后，他的遗孀继续经营管理印刷所的事务。她在荷兰生长，据说在那里，会计知识是妇女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做了一个尽可能清楚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寄来十分精确的账目。她把这份印刷生意经营得相当成功，不但十分体面地把一大群孩子养大成人，而且在我们的合约到期时从我这里买下这份产业，作为儿子的安身立业之本。

    我讲这件事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对于年轻妇女来讲这样的教育很可能要比音乐和舞蹈更有益处。掌握了这样的技能，即使万一守寡，也不致受到奸诈之徒的欺骗而蒙受损失，或许她们还能够继续经营有利可图的生意，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成人继续经营这门生意，使其在事业上的地位稳固、家境富足。

    自传续编（11）

    可能是1734年吧，一位名叫亨普希尔的爱尔兰长老会年轻的传教士，来到了我们这儿。他经常即席发表极其精彩的演说，声音宏亮，动听悦耳。他的说教吸引了相当数量属于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对他的演说都同声赞美。我也跟其他人一起经常听他讲道。他很少空泛地说教，而是劝人行善，同时说明按照宗教教义的说法，何者为善行，何者为恶。这些使我大为满意。然而，我们这里的长老中有一些自命为正统的人反对他的看法，而且大多数年长的教会牧师都加入了这一派，他们在长老会的宗教会议上指责他为异端，想要禁止他传教。因此我就另立一派竭尽全力为他撑腰，因为我已经成了他的热情支持者。我们为了他坚持斗争了一个时期，颇有胜利的希望！双方还展开了论战。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传教士，但文章却写得不太好，因此我代他执笔，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其中一篇1735年4月在《公报》上发表。这些小册子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争论文章一样，尽管当时风行一时，但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我怀疑现在是否能找到一本。

    可是接着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对亨普希尔的事业打击极大。我们的敌方中有一个人，在听了他的一篇极受推崇的布道之后，觉得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他于是进行搜寻，结果在《不列颠评论》上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从浮士德博士的讲道中原封不动地抄袭来的。这一发现使我们这派当中的许多人感到厌恶，不再支持他，这样就加速了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失败。但是我仍然坚持做他的一名支持者，因为我宁可听他以别人的优秀之作的讲道，也不愿听他自己拙劣的说教，虽然普通的传教士通常都是这样做。他后来对我坦白说出自己的布道辞全不是自己所作，因为他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无论什么文章只要读过一遍，就可以记住并且复述出来。他后来到别处碰运气了，就此离开了这里。我从此再也没有加入任何宗教派别，尽管我在其后许多年仍然对牧师提供经济资助。

    我开始学习外国语是起自1733年，并且很快就掌握了法语，能够轻松从容地阅读原文。这使我很受鼓舞，于是接着学习意大利语。我有一个朋友，当时也在学意大利语，他经常找我和他下棋。我很快发现下棋占用了过多的学习时间，终于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答应我以下的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布置作业，不论是背诵语法或做翻译文章，失败的一方必须保证在下次会面之前将其完成。结果是我们两人之间的胜负大致相当，却因此相互督促学会了意大利语。我后来又掌握了西班牙语，达到了能够阅读原文书籍的程度，这当然也经过了一番努力。

    在上文中已经提过，我只是幼年的时候在拉丁学校受过一年教育，后来这些拉丁语完全被我抛于脑后了。没想到在我完全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翻开一本拉丁语的《圣经》来看，不仅惊奇地发现自己对拉丁语的理解要比我预料的多得多。这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在这种语言上的学习非常成功，因为在学习前面的几种语言时已经为此打好了基础。

    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我感到通行的教外国语的方式不尽合理。常规的教学模式认为应当从学习拉丁语开始，原因是现代语言都是派生于拉丁语的。因此只要学会了拉丁语，就会很容易地掌握各种现代语言。其实这并不是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先学希腊语，从而使学习拉丁语更容易些呢？当然，假如你不用阶梯就能攀登到顶点，那么自上而下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多了。但是反过来，如果先从最低的阶梯开始，你也能一步步轻松自如地到达顶端。因此，我向那些负责青年教育的人士建议，由于许多人在学习拉丁文的时候，花费了数年的时间之后，又毫无成绩地把它丢弃了，学的东西毫无用处，而且白白耗费了光阴。所以我认为是否可以先让他们学习法语，过后再学意大利语，如此等等。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中断语言学习，可能永远也不会去学拉丁语了。但是他们却学会了一两种现代语种，这在日常生活中肯定会有用的。

    自传续编（12）

    在我离开波士顿10年之后，我回到家乡去探望了我的亲友。那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比较安定自如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有能力做这样的旅行。在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俩的不和早已成为过去，我们俩相见十分亲热。他的健康已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所以，请求我一旦他去世，能够将他一个刚满10岁的儿子带回家去抚养，将来长大也从事印刷行业。我很快就履行了对兄长的承诺，先送他到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又带他回印刷所学习手艺。家业由他的母亲继续操持，直至他长大成人。此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铅字已经磨损坏了。我提早离开哥哥而使他所受的损失，如今做了充分补偿。

    1736年，我一个4岁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一个多漂亮的男孩呀，我很长时间为之悲痛不已。我直到如今还在为没有给他接种疫苗而后悔，因为他是感染上了天花而死的。我提这件事是为了提醒那些疏忽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因为万一孩子因天花而死，他们将永远无法饶恕自己。我的遭遇说明，不管如何悔恨都难以挽回孩子的生命，因此千万不要忘了给你的孩子接种疫苗。

    我们后来发现讲读会的活动方式对人生非常有益，给了每个成员以莫大的满足。因此就有几位先生想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12人的限额。从创立这个组织起，我们就规定要坚决保守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条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协会”、“葡萄藤”、“乐队”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举出一些这类实例。

    1736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承担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当我名字又被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任期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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