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从这一职位中获得很多有利的机会，和议员们保持联系，这样我就可能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以及其他一些官方事务。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

    自传续编（13）

    那位反对我连任的新议员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境富足。这些有利的因素使他极有可能成为议会中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也确实如此。所以当时我非常希望他不要反对我，但是并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他，以此换得他的好感。过一段时间，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有的珍本书，就写了一张便条给他，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即派人把书给我送来了。一周之后，我把书送还给他，并且附上一张便条，对他的慷慨表示万分的感激。这以后，当我们在议会再次见面时，他主动过来和我打招呼，并且彬彬有礼地和我讲话（以前他从未有过这样的举止）。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总是愿意帮我的忙，因此我们成为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这又一次证明一句古老格言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人对你行了一次善，他将会比受你施舍的人更愿意接待你。”我在这件事上的成功说明，对于敌对行为的最好方式是想法审慎地消除敌意，而不是互不退让，憎恶仇视，进行恶意报复。因为十分明显的是：前者的益处要大得多。

    1737年，当时正担任邮务大臣的已故弗吉尼亚总督斯波茨伍德上校，因为对费城的邮务代办玩忽职守、账目不明十分不满，将其革职，并且推荐我接任这个的职位。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任命，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好处，虽然薪水很少，却能让我更便捷地得到消息，从而改进报纸的质量，增加了发行量。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业务，当然我的收入也大大地增加了。这时候我在生意上的老对手所办的报纸，发行量却日益下跌。我对此感到心满意足，虽然他在担任本地邮局局长期间禁止邮差发送我的报纸，但是我没有对此进行报复。他的事业之所以日趋衰落，是由于平时不注意账目管理。我提到这件事作为对年轻人的一个教训，他们若是将来替别人办事，就应当永远把账册弄得清晰准确，而且要规规矩矩地把款额上缴。不论是寻找新的职业，或者是拓展业务，如果在推荐书上说明其具备这些品质，那可就是最大的长处了。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开始逐渐地向公众事务转移。开头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先使我考虑到应该建立起一定的规章制度的事情，是费城的巡夜问题。这件事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去巡夜，那些不愿意去巡夜的人每年出资6先令就可以免去这项差役。可是实际上雇人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钱。于是警官的位子就成了一个肥缺。而且这个警官为了能够在值班时喝酒，经常雇用一些泼皮无赖值夜。体面人家的户主当然不愿与这些人为伍，所以他们便不再去巡夜，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喝酒。针对这些反常的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在讲读会里宣读，特别强调警察在课税时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6先令，这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需要保护的财产也许不超过50镑，可是她所付的巡夜税却和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完全一样。

    因此我建议使之成为一种固定职业，雇用专业人员从事这个工作，让值夜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为了使这项开支更加公平起见，应该根据财产拥有量来征收税款。这个主张得到了讲读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又由会员传播到其他各分社去，作为分社自己提出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当时未能得到实行，数年之后才为市政当局采纳，但是我们的建议为此项改革铺平了道路。

    自传续编（14）

    与此同时，我还就各种事故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主要谈及由于人们的大意所造成的火灾情况（同样是先在讲读会上宣读，后来又发表）。告诫人们要小心提防烟火蜡烛，并且排列出了具体防火的办法。此文广为人们所讨论，认为这是一篇极为有益的文章，因此不久就促成了一项计划，为了能够迅速扑灭火灾，同时在发生危险时便于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消防队。不久就有30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协议条款要求，每一个会员必须准备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数个皮桶、坚实的袋子和篮子（用于装运物品），一有火灾就必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决定每月不定期招开一次联欢晚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想到的有关防火的看法，这些知识在发生火灾时或许有用。

    不久 这项制度的作用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自愿加入消防队的人源源不断，大大超过了预定的限额。于是我们便建议另外组织一个队伍，他们就照办了。新的消防队就这样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地组织起来，以致于后来它的数目如此之多，大多数有房产的城市居民都有了自己的消防组织。我最初建立的组织叫作“联合消防队”，从那时到现在写作本文时已经过了50多年，这个组织还存在着，而且非常活跃。第一批队员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年纪比我长一岁的人还健在，其余的人都已过世了。消防队后来装备了救火机、云梯和其他消防器械，资金的来源是某些队员因不出席每月的例会而缴纳的小额罚金。从那以后，费城没有发生过烧毁两间住房以上的火灾，通常在起火的房屋刚刚烧掉一半之前，迅速集结的消防队员早将火焰扑灭了。

    1739年，一位著名的巡回布道传教士从爱尔兰来到费城，他就是怀特菲尔德牧师。最初，他被允许在这里的一些教堂中布道，但是不久就遭到牧师们的嫉恨，不再允许他在教堂里讲道，因此他只得到旷野里去说教。不同教派的各种人都前往聆听教诲，听众不计其数，我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他常常诅咒听众，说他们生性就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是他的演说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人们还是对此大加赞赏。他的说教令人惊叹地改变了本地居民的生活习惯。他们不再认为宗教信仰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现在却感到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宗教氛围之中。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城里每条街上都会听到许多家庭在唱赞美歌。

    由于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限制，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提出建造新的教堂。这一计划一经提出来，并且指定了接受捐款的人员，很快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于是购买了地皮，开始修建工程。这个教堂长100英尺，宽70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相仿。教堂工程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出人意料地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整个建筑的全部资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同时明文规定任何宗教派别的传教士，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对本地人民说教。因为该教堂的修建不是出于某一教派的便利，而是为了全体民众的需要。即使从君士坦丁堡来的伊斯兰教传教士，也可以使用这个讲坛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

    怀特菲尔德牧师从我们这里离开以后，沿路在各殖民地布道，最后到了佐治亚州。当时佐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吃苦耐劳的庄稼汉——惟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及其家属，或者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的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大都好吃懒做。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定居下来以后，因为不能忍受艰苦生活，无法胜任开垦砍伐工作，结果大批死亡，留下了一大批孤苦无依的孩子。怀特菲尔德牧师目睹这种悲惨的情景，大为震撼，决定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于是他返回北方，为这一慈善事业进行宣传，他的诚挚的言辞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

    自传续编（15）

    我对这一计划并不反对，但是考虑到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因此提议与其花费大量资金从费城把材料和工人运去，不如把孩子们接来，将孤儿院建在这里不是更好么？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他不听我的劝告，坚持自己原先的计划，因此我拒绝捐款。不久，我偶然经过他讲道的场所，我看出他将在讲道结束时收捐款，于是暗地里下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三四块银元、五块金币和少量的铜币。当他开始讲的时候，我软化了，决定把铜币捐给他。接着在他如簧之舌的鼓动之下，我觉得铜币太少了，感到十分惭愧，决定把银币给他。他的布道是如此动人，当快结束时，我已经把口袋里的钱悉数倒在捐盘里了，包括五枚金币。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讲读会的一个社员，他和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从家里出来时猜想可能要收捐款，因此为了预防起见，把口袋里的钱全放家里了。但到讲道快结束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想捐点钱，于是就向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邻居借钱。他的邻居也许是听众中惟一有毅力抵制传教士影响的人。他这样回答：

    “霍布金逊兄弟，要是在其他任何时候，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你。但是现在可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敌人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据为己有，但是我跟他很熟悉（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至今我仍然坚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由于我们属于不同的教派，因此我相信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我们的交往仅限于一种世俗的交情关系，但是双方都以诚恳相待，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下列事实多少表明我们之间的友谊。他有一次从英国来到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他不久就要到费城，不知道在逗留期间可以在什么地方住宿，因为他听说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搬到了日耳曼镇，从前是由他招待住宿的。

    我给他回信说：“我们非常欢迎你到家里来住，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你是知道住址的。”

    他回信说：“如果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报答你。”

    我回答说：“不要弄错了。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是看在你的面上。”

    我们的一个熟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这样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个习惯，当他们接受了人们的款待时不愿意说自己领了情，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而我呢，却偏要把它记在地上。

    后来我在伦敦又见到怀特菲尔德先生，那也是最后一次。他跟我商量孤儿院的事情，说他正打算把它改建成一所学校。

    他讲话的声音清晰宏亮，吐字完整准确，尤其是在会场上鸦雀无声的时候，离他很远的听众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当时在市场街与第二街的西段相交之处是法院广场。一天晚上，这两条街直到远处都挤满了人，我出于好奇也挤在市场街最后面的人群之中，只见他站在法院台阶的最高一级上面，正兴致勃勃地对着下面的听众布道。我当时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多远，于是沿街朝着河的方向往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在未到前街的这段距离里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我一直退到前街，这时街上的喧闹声才将其掩盖。我在心里计算：假如以我离开他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半圆的范围，他的声音可以覆盖1000平方英尺的范围，如果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2平方英尺，照此我计算出大约有3万人可以听到他的讲话。报纸上记载他曾经在旷野里向25000人讲道。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情，古代的将军们面向正在排山倒海般行进的军队发表激昂演讲。对这样的记载我以前有些怀疑，这时候完全相信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传续编（16）

    由于我经常听他讲道，所以能够轻易地区分出哪些是他新近才写出来，哪些是他在巡回布道中反复宣讲的。由于后者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的讲演就非常熟练，声调处理得十分恰当，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他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从他的演讲中感到无穷的乐趣，就像在听一段优美动听的音乐。相反，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传教士却不可能多次重复布道，因此也就无从提高其演讲技能，这正是后者不及前者的地方。

    可是他写的文章却不时地被他的敌人加以利用。布道的时候可以信口开河，就是不小心说错了什么，甚至发表了错误观点，这还不太要紧，因为过后可以予以解释或矢口否认的办法加以补救。可是一旦写成文章可是白纸黑字，无从掩饰了。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了他的著作，他们的批评好像十分有道理，但是他的信徒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从不曾发表文章，那么即使在他死后其声誉也会不断扩大，因为没有什么依据对其加以责难或者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给他虚构出种种优秀的品质，将其塑造成卓越绝伦的偶像，符合他们狂热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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