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声“生不生”，表哥也唱歌般回答一句“生”。我知道，这必定又是玉如拿自创的“满族礼仪”约束表哥，否则，哪有三更半夜新郎新娘还坐床吃饺子问“生不生”的？

    玉如见我们闯进来，脸上顿时羞得绯红，说我已经快没招儿了，你们怎么才来？队员中有坏小子却接茬说，要是来早了也看不见这出好戏。

    表哥见我带人进来并没有反抗，我也侧过脸去不与表哥对视，但表哥却说：“表弟你别为我难过，算卦的早就替我算到今天了，他说我今年若是不娶亲冲喜，就必有大难……”听他这么说我更难过了，虽说他是个汉奸该死，但他毕竟是从小就疼我爱我的亲表哥。我心中一酸，便不管不顾地说：“表哥你别担心，只要你帮我们拿下据点，我保你不死。”

    我让表哥穿戴整齐，和麻老二押着他来到据点的壕沟外。表哥很顺从地向里边喊话，让哨兵放下吊桥。进门之后麻老二当先开了一枪，哨兵便歪倒在墙头上死了。这时，埋伏在外边的三个小队一拥而入，我带着一个小队直奔日本兵居住的偏院，麻老二带着一个小队直奔炮楼，另一个小队直奔伪军的营房。

    麻三姑说得对，我若是不拿出股子狠劲来，这些新收编的队员就只会把我当狗屎，所以我才主动承担起攻打日军营房的任务。老天有眼，白天的婚宴上，表哥给十二个日本兵每人安排了一只整鸡，还有大量的高粱酒，这是他们在日本做梦也不敢想象的奢侈，想必醉饱之后已经睡得很沉了。

    然而，麻老二的那一枪还是将这些训练有素的士兵惊醒了，起初只有三五支步枪向外射击，我们丢过去几颗手榴弹，把窗子炸得粉碎，堂屋门也炸飞了。这时，我刚要带人往里冲，堂屋门里却响起了机枪声，窗子里也伸出几支步枪还击，我们一下子就被压制在墙根下和院门外。队员们很勇敢，又投出一批手榴弹，借着爆炸的火光和烟雾，将我们这些被困在院中的人接应出来。这时有人凑到我跟前说：“点子太硬，撤吧！”我回头向据点另一边看，发现只在炮楼的二层上有一挺机枪和很少几支步枪在顽抗，而伪军的院子里这会儿甚至连枪声也停了。

    我把大部分队员都叫拢到身边，把另一边的情况指给他们看，说：“据点现在等于已经拿下了，就剩下这几个小鬼子，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他们却说：“小鬼子打仗不要命，咱们手榴弹也没几颗了，攻不进去，还是敛了汉奸队的枪就赶紧撤吧。”我竖起眼睛，在他们的脸上扫视了一遍，相信自己的目光中一定充满了疯狂，口中骂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把小鬼子全杀光了你们是抗日队伍，只缴伪军几杆枪你们也同样是抗日队伍，小日本鬼子死心眼儿，既然认准了你们，你们就算是还想脱身回去当土匪也晚啦。”他们必定是被我的话给惊醒了，忙问：“那该怎么办？”

    肆　敌后（22）

    还能怎么办？我挑了两个人带上剩下的手榴弹跟我上房，并警告其他人，等屋子里边手榴弹一响，都给我往里冲，见人杀人，见鸡杀鸡，一个活物也别留；要是有人怕死躲在后边，我拿我老婆的命发誓，完事之后我一定毙了他。见众人点头如捣蒜，我心中很是快慰，因为我已经从麻三姑的话里总结出来一条最简便的道理——没有杀气光靠交情可带不了队伍。

    我带着人绕到偏院后边爬上了房，很小心地防止炮楼上的那挺机枪发现我们，否则他们居高临下，要杀死我们可是容易得很。揭开房顶上一块块的瓦，我这才发现建据点的民夫一定是偷工减料，故意把房子盖得极马虎，屋瓦下连苇箔编的顶棚都没有，一揭开瓦便能看到堂屋里机枪射击的火光。然而，匆忙之中我们还是犯了错误，不小心让一片瓦掉进屋里，日本兵立刻掉转枪口向屋顶射击，密集的子弹打得瓦片横飞。我腿上中了一枪，另外两名队员身中数枪，挣扎间压破屋顶跌了下去。日本兵的枪口转向他们二人射击，恰好给我腾出一点点时间，我将四颗手榴弹准确地投向堂屋的四角，爆炸之后房中保证不会有人幸免。

    后边的事情我就不大清楚了，爆炸的冲击波揭开了房顶，我也跌入房中，昏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麻三姑家的炕上，玉如抱着我大哭。我可不想让她过于担心，便连忙笑道：“我这‘血光之灾’结果还是应验了，你快看看我身上少了什么物件没有？”玉如忙说：“观世音显灵，佛祖保佑，你除去腿上中枪，脑袋跌破了，没别的事。”我搂住她的脖子用力亲了个嘴儿，开玩笑道，只要没少“物件”，咱们就还能做夫妻。玉如顿时羞得脸上飞红，用力在我肩上捶了一拳，于是我便知道，我这一个多月里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坚定、不勇敢、不大度和不光彩，都已经被这个可爱而又迷信的女人原谅了。

    这时，队员们挤进屋里来看望我，嘻嘻哈哈地拿玉如开玩笑，话语粗俗得很，而玉如居然并不着恼。等到麻三姑出现时，队员们的脸上顿时变了颜色，偷偷地溜了出去。我忙问：“二哥呢？”麻三姑的脸上很平静，平静得好像是庙中的菩萨。她只说了句“你二哥没福”，便去了。

    再问玉如，我这才得知，攻打炮楼的时候，麻老二带领的那支小队被二层的机枪压制在院子里，他只身冲进炮楼放火，结果被投下来的手榴弹炸中，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便让玉如扶着我来到前院，并招集所有队员聚在院中，又将麻三姑请出来坐好，然后我跪倒在地，高声道：“干娘，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儿子，等料理完这边的事情，我带您回天津养老。”说着话我拉过玉如跪在身边，一起叩下头去。还没等听到麻三姑回话，我身后突然暴雷般响起一声“干娘”，众队员也跟着我一起跪倒行礼。此是大义，看来这些队员的品质比我想象的要高尚得多，我心中不由得大喜。

    麻三姑终于开口了，她说：“你们原本就都是我的孩儿，只是我老婆子命苦，你二哥没福，怨不得别人。”说话间她将手向我身后指了一圈，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出将入相’的命，日后就跟着我这干儿子奔前程吧。”然后她停了停，像是有话碍口讲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已经把你二哥给‘疼’死了，就不能再害你，你表哥的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由你自己拿主意吧。”

    肆　敌后（23）

    我表哥又怎么了？再问队员们才得知，在我们攻进据点时，表哥乘乱逃进了炮楼，二层上的抵抗就是他指挥的，所以，麻老二的死他难逃干系。来到村外的乱葬岗子，表哥早已被押在那里，旁边有只大坑，一人来深，就是上次麻老二要活埋我的地方。我看到表哥的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耳朵也已经被割掉，满脸的血，委顿在地上。在他身边还跪着我的一名队员，同样被捆住手脚，满脸流血。

    这时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柄铁锹，我环顾四周，发觉队员们望着我的目光都很复杂。我知道，这其实是对我的考验。虽然我确实认为表哥该死，抗日大业、革命理想都要求他必须得死，但是，要亲手活埋我姨妈的独生子，我实在于心不忍。

    铁锹握在手里，我没再抬头去看队员们一眼，因为，如果我再看他们一眼，便是软弱、犹豫和不坚定，便是对麻三姑和麻老二的背叛，也同样是对这些打算跟随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的羞辱。于是我对表哥说：“我昨天曾对你说过，我要保你不死……”表哥摇头没让我再往下讲，只是苦笑道：“我真怕没见着你就被活埋了，因为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忙说：“表哥，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姨妈养老，等她老人家驾鹤归西那一天，也由我顶丧摔盆。”表哥摇摇头道：“我知道你会给我娘养老，但我留下这口气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乱世之上，你要想没拖没累地干出点大事来，就必须得记住一点。”我问记住什么，表哥说：“就是你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乱许愿了，不管是对谁，诺言都是‘业’呀……”

    表哥说完这些话，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我把表哥翻了个身，让他趴平，头抬起，下巴支住地面，说了句表哥我送您上路，便用铁锹干净利落地戳断了他的颈椎，让他死得没有一点痛苦。众队员为我鼓掌欢呼，顺手也把另外那名被捆住的队员同样处置了。表哥说得对，诺言就是无法解脱的“业债”，既然我在攻打日本兵营时许下了“诺言”，此刻也就再没有理由阻止他们处死那名一时胆小退缩的队员了。

    这时有人从后边抬出来两口不错的棺木，七手八脚地将尸首盛殓起来埋了。他们安排下这个场面，果然是在考验我。看来我没做错，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已经对得起上级领导，对得起党组织，对得起这班弟兄们，也对得起我表哥了。

    两个月之后，上级领导调我另有重用，派来了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接替我的职务。不想，我手下的队员们为了留住我，居然发动了一场“哗变”。当然，上级领导从善如流，最终还是同意让我留了下来，但也批评我没能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日后必定还有麻烦。上级领导看问题果然一针见血，我带领着这班弟兄们战斗了两年，每年都将辛店据点吃上个三五回，别的小据点就更别说了，战斗成果极大，然而，不论我怎样努力，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却没什么进展。不过，最终还是让我想出来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请示上级领导之后，我便连哄带吓唬地逼着这些不愿意离开家乡的队员们向西突破多道封锁线，直接把他们交给了正规部队——我相信，虽然我个人能力有限，但八路军的大熔炉一定能将他们锻炼成真正的革命军人。

    我最终也没能实现将麻三姑接回天津养老的诺言，她老人家在1944年被饿死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给麻三姑扫墓时又见到了几位老弟兄，他们还在拿那场婚礼开玉如的玩笑，同时也不无感激地对我说：“要不是你小子说话算话，解放后政府必定把我们当土匪全枪毙了……”([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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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话（1）

    我虽然刚满十二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跟随大军走草地了。第一次走了五天，第二次走了四天，这是第三次，已经走了二十一天，我们还在走。方才那阵夹雪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老高蹲下身来，把我和乖娃搂在怀里，挡在背风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感觉很冷。这时候，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终于都过去了，太阳却已偏西。再向北望去，我只能望见一片蓝得古怪的天空，还有平坦得会让眼睛忽略掉的草地，以及一丛丛早就被草鞋踩得稀烂的草墩、草墩下阴险的泥淖和泥淖中陷落不见的红军战士。没有大军的影子，我们掉队了。

    老高左腿上的枪伤又在流脓流血。我叫乖娃用肩膀抵住老高的腰站稳，然后将他腿上松开的绷带重新扎好，又插进一根手指试了试，感觉不松不紧。再向老高望去，我发现他脸上憋气造成的黑紫色外边又浮起了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双眼紧闭。从早上行军开始，他的眼睛便再没睁开过。这种情况我有经验，作为护理员，三次走草地我照料过许多受伤的战士，像老高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再没有食物和强心剂，他明天——最迟后天必定会死。

    乖娃又在喊饿，喊脚疼。他毕竟还太小，十岁的男孩长得却像六七岁，即使作为护理员也太小。于是我让乖娃将马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收好，然后把枪丢在泥淖中。乖娃却不肯，紧紧抓住枪的背带，好像怕我来抢。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抢，我要留下所有的力气去走。如果不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追上大军，我们都会死，因为，这一片草地已经让我们在泥水中挣扎得太久了，还要再走多少天，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草地总会有个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只要活着，因为，草地后边还有日本侵略军在等着我们去打。

    我伸手向腰间摸了摸，摸到那个皮制的烟荷包还在，我便放心了。我清楚地记得那里边还有一百多粒青稞麦，另外在一小块锡纸里还包着三粒绿豆大小的黑盐。这是我，不，这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食物，十天前我们的粮食袋便空了，到了昨天，老高的皮带、皮枪套和皮鞋也吃完了。今天早上我让老高摸过烟荷包里边的东西，他笑得很好看，闭着眼。于是我让乖娃在前边探路，我钻到老高的腋下代替他的左腿。

    天黑之后很久，乖娃的脚踩到了一片结实的硬地，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抬头，看到前边燃着一堆堆小小的篝火，星星点点，一路排出去很远很远。大军正在等我们，我想。

    乖娃出去找柴草，这是他每天宿营时的重要工作。他带回来一把半干的草，一根带火的干树枝，还有一小块牛皮，上边保留着两只铁的鞋眼。派乖娃出去总能找到最好的东西，这是少年红军的特权，因为大人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老高将身子歪在地上，头枕着一小卷毛毡。我给他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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