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小山，山顶上有一块高高竖起的大石头，山脚下很难走的路就是通向托洛西的。这条路是人畜行走践踏出来的，路径很明显，两边灌木茂盛。”

    我承认他说的非常准确，并告诉他我感到很惊奇。

    “哈，”他说，“这算不了什么，在‘条例’1颁布以前，这儿允许携带武器时，我还能射击呢，说出来你相信吗？啊，是啊，”他大声说，然后斜眼一瞥，“如果你带了手枪的话，我能表演给你看。”

    1　‘条列’：雅各宾人被彻底击溃后，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苏格兰高地人穿着民族服装和携带武器。

    我告诉他我没有这些玩意儿，并离他远了一点。如果他知道这时他衣袋里的手枪已暴露无遗，那我就危险了。我还能看到阳光在枪柄上的反光，不过我运气比较好，他对此一无所知，以为一切都掩盖得很好，藏得很深呢。

    接着他狡猾地询问我从哪儿来，是否有钱，是否能为他换五先令零钱。他说这钱就在他高地钱包里，一边说一边侧身靠近我，我就躲开他。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条绿色的牲口小路上，要翻越几座山坡到托洛西。我们不断地调换着位置好像在跳双人舞似的。我显然占了上风，因此我情绪高昂，和这个瞎子周旋使我开心。不过传教士的火气越来越大，终于用盖尔语大声咒骂起来，还要用拐杖打我的腿。

    然后我就警告他说我口袋里也有一把手枪，如果他不乖乖走南去的山路，我会把他的脑浆打出来。

    他立即变得很有礼貌，试着想要软化我，但发现没有效果时，他又用盖尔语咒骂我，自己走开了。我看着他敲打着拐杖大步走过泥塘和灌木丛，直到他转过山侧，消失在洼地里。我又继续向托洛西走去，感觉比和那位有学问的人一起走路要愉快得多。这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我刚刚摆脱掉的人是我在高地上遇见的最坏的人。

    在托洛西，慕尔海湾能眺望摩汶大陆的地方有一家小酒店，店主是一个叫麦克林的人。似乎这是个很有地位的家族，因为在高地开一家酒店要比在我们那儿更体面，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热情待客的职业，或许因为这是一个闲适的可以喝酒的工作。他的英语很好，他觉得我像是有点学问的人，就先用法语和我说话，他说得比我好多了，然后又用拉丁语，这方面我们不相上下。令人愉快的竞赛立即使我们成了朋友，我坐下来和他喝酒（或更准确地说我坐着看他喝酒），最后他喝醉了，伏在我肩上哭了。

    我装作不经意地让他看见阿兰的纽扣，不过显然他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确他对阿德谢尔家族及其朋友都抱有怨恨，他还没有喝醉时曾用优美但恶毒的拉丁文念了一篇讽刺杂文，这是用挽歌体韵文描写那个家族的一个人。

    当我说到那位传教士时，他摇着头说我幸好摆脱了他。“那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他说，“他叫邓肯·麦可，他靠耳朵可以射中几码远的物体，常被指控拦路抢劫，还被指控过谋杀呢。”

    “怪就怪在他自称是传教士。”我说。

    “他确实是的，”他说，“他为什么不可以这么说？他瞎了，图沃特的麦克林就叫他干这个，不过他也是够可怜的。”酒店主人说，“他总是在路上，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听年轻人谈宗教，毫无疑问这对他来说是有巨大诱惑的。”

    最后主人不能再喝了，就领我走到我的床铺边。我心情愉快地躺了下来。走了大半慕尔岛的崎岖山路，从伊尔瑞德到托洛西，直线距离是五十哩，我因时而走错路几乎走了一百哩，走了足足四天，反而不怎么觉得疲倦。千真万确，长途跋涉结束时，我的身心状态都比启程时强了许多。

    一六　带着银纽扣的小伙子：穿越摩汶

    从托洛西到大陆的肯洛夏林有定期轮渡，慕尔海峡两岸都是处在麦克林家族的势力范围内，所以和我一起搭乘渡轮的人几乎全来自这个家族。另外，船长的名字叫尼尔·罗伊·麦克劳伯。麦克劳伯是阿兰家族的一支，而且也是阿兰本人要我到这个渡口来的。我急于和尼尔·罗伊单独谈谈。

    在拥挤的船上这当然不可能，而且渡船又走得非常慢。当时没有风，船上装备也比较差，能划的桨一侧有两根，另一侧只有一根。人们兴致勃勃地用力划着，乘客们也乐意轮流帮忙，大家边干活边唱着盖尔语的船歌，随着这歌声，海上的气氛，所有人的愉快情绪以及晴朗的天气使得渡海成了一件有趣的事。

    但是也有让人悲哀的事，在艾林湾的入海口，我们发现一艘很大的海船锚泊着。开始我以为那是国王的巡洋舰在不分寒暑地驻守着这条海岸，以防与法国人接触。等我们靠近些了，我们才看清楚那是一艘商船。但我还是不明白，不仅在甲板上，而且海滩上都是黑压压的人群。小快艇一直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再靠近些，我们听到一片哀嚎的声音，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都在悲痛地撕心裂肺地哭泣着。

    这时候我明白了，这是一艘移民船要开往美洲殖民地。我们将轮渡船停在旁边，流放者倚在舷墙上，哭泣着向我们船上的一些他们的亲朋好友伸出双手。我不知道这样有多长时间了，因为他们好像没有时间概念。终于，船长在这一片哭泣和混乱中要发疯了，这也难怪。他走到船边求我们离开。

    尼尔就转向把船开走了。我们船上的领唱人唱起了悲伤的歌，这立即触动了流放者和岸上的亲友，大家好像在哀悼死者一样齐唱起来。我看见船上的男女老少，即便是在弯腰划桨的人都流下了眼泪，此情此景和这首名为《洛夏勃长逝了》的歌深深打动了我。

    到了肯洛夏林我请尼尔·罗伊到海滩一侧，说他一定是阿潘的人。

    “如果不是呢？”他说。

    “我在找人，”我说，“我想到你应该有他的消息，他叫阿兰·布瑞克·斯图加特。”愚蠢的是我没有给他看那枚纽扣，而是放了一个先令在他手中。

    他缩回了手。“你在当众骂我，”他说，“这不是体面人之间应该的做法。你要找的人在法国，即便他这会儿就在我的毛皮袋里，而你手中有大把的钱，我也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我明白我这样做把事情搞糟了。我来不及道歉，就把我手中的纽扣给他看。

    “行了，”尼尔说，“你一开始这样不就好了吗？如果你就是那个带银纽扣的小伙子，一切都对了。我受托看你是否平安到来。不过恕我直言，”他说，“有一个名字你千万不能说出来，这就是阿兰·布瑞克，这是你万万不能做的事，就像把你的臭钱给一位高地绅士一样。”

    道歉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根本没法告诉他（此话千真万确）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自称是绅士。尼尔也不想和我多啰唆，他只是执行给他的指令而已。他匆匆把路线给我：在肯洛夏林的酒店住一晚；第二天穿过摩汶到阿古，在克雷默一个叫约翰的家里住一晚——这个人已预先得到了我要去的通知；第三天在科兰渡过一个小海湾，然后在巴拉丘历希渡过另一个小海湾，然后一路问到格兰士的詹姆斯家，那是在阿播的杜若区奥查村。你要知道这一路要经过多次轮渡，在这儿海水一直蜿蜒进入深山，此地易守难走，沿途都是荒野，景色奇异，充满了危险。

    尼尔还给我一些建议：路上别和人说话，避开辉格党人、坎贝尔族人和红虾兵，看到后者就离开大路或躲进树丛中，“因为遇见他们决不是什么好事”。总之，要像一个抢劫犯或雅各宾密探那样行事，也许尼尔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肯洛夏林酒店是最肮脏破烂的地方，和猪圈差不多，里面乌烟瘴气，臭虫乱爬，投宿的高地人都默默无语。我不仅不满意这儿的食宿，还很懊悔对尼尔的冒失。但是我很快发现其实我想错了，我在酒店里呆了不到半小时（基本上是站在门口避免眼睛遭受浓烟的熏染），这时一阵暴风雨袭来，酒店所在的小山上冲下了一股山洪，酒店的一角成了一条滚滚的河流。在那个年代苏格兰各地的公共娱乐场所都十分糟糕，然而我还是没有想到从壁炉边走到睡觉的床前竟然要膛过有水的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上路后，我赶上了一个矮个子。这是个肥胖、严肃的人，迈着八字步慢吞吞地走着，有时读一本书，有时用手东指西指。他衣着简单整洁，像个牧师。

    这次我发现他也是一名传教士，但和慕尔岛上的盲人传教士不一样，他是由爱丁堡基督教宣传协会派到高地荒蛮地区去宣讲福音的。他的名字叫亨德尔，说话带南方口音，这让我产生了特别的思乡之情。除了同乡情谊外，我们还发现彼此间有许多特别的关联，我的好朋友，艾森丁的牧师曾把一些圣歌和宗教书翻译成了盖尔文，而亨德尔常在工作中使用这些书，并对译者抱有敬意。就这么巧，我们遇见时他手中拿着读的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我们马上成为了好旅伴，我们会同路到金莱洛希才分手。一路上他不时停下来和遇见的徒步行人和干活的人交谈，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但我能断定亨德尔先生在这一带很受欢迎，因为许多人都拿出他们的鼻烟壶邀他共吸鼻烟。

    关于我的故事，我把我认为可以告诉他的都告诉了他，都是和阿兰没有关系的事。我只说到巴拉丘历希去看朋友，我觉得奥查甚至杜若太引人注目了，可能使他产生怀疑。

    他倒是告诉我许多关于他的工作以及工作中接触的人、隐蔽的教士和雅各宾人、《解除武装条例》、衣着以及此时此地的许多奇闻轶事。他似乎很温和，数次抱怨议会，特别是因为他们制订的条例对本民族的穿着比对携带武器限制惩罚更严厉。

    他的温和使我想问他关于红狐和阿潘佃户的事，问一些到那个地方旅行的人自然会问的一些问题。

    他说这真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他说：“佃户们都快饿死了，真想不到他们还能搞到钱。（你没带鼻烟吧，贝尔弗先生？哦，没有，我都想吸了。）但这些佃户，我要说的是显然有一部分人是被迫的，杜若的詹姆斯·斯图加特（他们称他是格兰士的詹姆斯）是家族首领阿德谢尔的异母兄弟。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人，但他逼得很紧。还有一个是大家称之为阿兰·布瑞克的……”

    “啊，”我叫道，“他怎么？”

    “风儿是怎么吹的？”1亨德尔说，“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他是一只漂亮的灌木猫，也许他会在那边的荆豆植物丛中怒视着我们俩，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你没带鼻烟吗？”

    1　这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整个句于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见《新约·约翰福音》三章八节。

    我说没有，他都不止一次问同样的问题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他叹了口气，“不过你没带鼻烟真有点奇怪。我说过阿兰·布瑞克是一个大胆的疯狂的家伙，众所周知是詹姆斯的左右手。他已被判死刑，但他毫不胆怯，而且如果佃户稍有犹豫，他会在他们的肚子上扎一刀。”

    “你这故事讲得可不怎么样，亨德尔先生，”我说，“如果两边的人都怕他，我都不想再听了。”

    “不是，”亨德尔先生微笑地看着我说，“也有爱。不承认这一点会使像你我这样的人感到惭愧的。这世上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也有人性美德。即使是阿兰·布瑞克，我听说他也是个令人尊敬的孩子。有许多会撒谎的狡猾的家伙就在我们这儿的教会里，在世人眼里他们相当不错，其实也许是个很坏的人，贝尔弗先生，比那些误入歧途的杀人者都坏。是的，我们得从中吸取教训。哎，你也许以为我在高地呆了很久了。”

    我告诉他不是的，并说我在高地人身上也看到过许多令人钦佩的品德。如果说到这一点，坎贝尔先生自己就是一名高地人。

    “啊，确实，”他说，“这是一个高贵的家族。”

    “那么国王的代理人要干什么？”我问。

    “柯林·坎贝尔？”亨德尔说，“他把头放进蜂巢里去了。”

    “我听说他要用武力把佃户们都赶走。”我说。

    “是的，”他说，“不过人们说事情也是有反复的。开始格兰士的詹姆斯跑到爱丁堡，找了个什么律师，是一名斯图加特。没错，他们就像尖塔里的蝙蝠一样聚集在一起，设法停止了这件事。然后柯林·坎贝尔就来了，在高等法院的法官们面前占了上风。现在他们告诉我第一家佃户明天就要离开了，这就是在杜若的詹姆斯的窗子下开始的。照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你觉得他们会打仗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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