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有一个小村子,名字叫柯利斯纳科恩,那儿有许多与我肝胆相照的朋友,另外一些人我没什么把握。你明白,戴维,我们的头上顶着悬赏的金钱,是詹姆斯自己提出来的。但是只要能使斯图加特受害,坎贝尔是不会舍不得出钱的。否则不管怎样我都会去柯利斯纳科恩,毫不在乎地将我的生命托付给这些人,就像把手套丢给另一些人一样。1”
1 西方风俗,在对方面前丢下手套,表示要决斗。
“那怎么办呢?”我说。
“嗯,”他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让他们看见我。坏人哪里都有。更坏的是那些意志薄弱的家伙。因此天黑后,我会偷偷摸进这个小村子,把我做的这个东西放在我的好朋友约翰·布瑞克·麦克尔的窗台上,他是阿潘的地主合伙人。”
“我在想,”我说,“如果他发现了,他会怎么想?”
“噢,”阿兰说,“但愿他是个有眼光的人。不过我有些担心他不大会注意这个,但我是这样想的,这实际上是个煽动十字架,或是火焰十字架1。这是我们家族里聚会的信号,但是他非常清楚家族不会起义,因为在他窗台上没有只言片语,所以他会对自己说:‘家族不会起义,但是一定有什么事了。’然后他看到了我的纽扣,‘那是邓肯·斯图加特的,’他会对自己说,‘邓肯的儿子在灌木丛中,他需要我。’”
1 用树枝扎成十字架形状,将顶端点燃,由人接力赛地举着跑遍各家族作为召集信号。
“哎,”我说,“也许吧,但即便他这样想,到处都有很多灌木呀。”
“说得非常正确,”阿兰说,“但是约翰·布瑞克会看到白桦树枝和松树枝(如果他有点脑子的话,对这一点我不怀疑),他会对自己说:‘阿兰是躲在既有白桦树又有松树的林子里,’然后他会想:‘这在周围并不是很多。’然后他就来到科瑞纳基巉岩上面来找我们了,戴维,如果他不是这样想的,那他真该见鬼了。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而且他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家伙。”
“呃,大哥,”我说,有点想逗他,“你真聪明,可你要是白纸黑字地给他写上几句话不就更简单了吗?”
“说得非常好,肖家的贝尔弗先生,”阿兰说,也和我逗着趣,“我写信给他当然更简单了,但对约翰·布瑞克来说,读信是很痛苦的。他要先去学校读两三年书,而我们可能等不及。”
因此,那天晚上阿兰带着他的火焰十字架下山放到了地主合伙人的窗台上,回来时他心绪不宁,因为狗叫了,人们从屋里跑了出来。他觉得他听到了刀枪的撞击声并看到红虾兵来到一户人家的门前。第二天我们就躺在树林边密切观察着,如果是约翰·布瑞克走来,我们就会给他引路,如果红虾兵来了,我们还来得及逃走。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徘徊在阳光下大山的开阔地带,一路走一路手遮额头四处张望。阿兰一看见他就吹了声口哨,那人转身向我们走来。阿兰又吹了一声,这人走得更近了,他就在口哨声的引导下走到了我们的藏身之处。
他衣着褴褛,野蛮,留着胡子,大约四十岁,脸上留有许多天花疤坑,看上去非常愚钝粗鲁。尽管他的英语很糟糕,句子都不连贯,可阿兰却不让他说盖尔语,因为当我在场时阿兰总是礼貌地这么做。也许不熟悉的语言使他显得比实际情形更笨拙些,不过我觉得他并不太想帮我们,他倒是像个被吓坏了的孩子。
阿兰想叫他捎信给詹姆斯,但这位合伙人却不想听什么口信。“她要忘记了1。”他尖声说着,表示要么带封信,要么不想和我们啰唆了。
1 我会忘记的。——原注
我以为阿兰会为此生气,因为在这片荒凉的地方我们没有书写工具,但他的资源比我知道得要多。他在树林里搜寻,找到一根斑鸠毛,削尖变成一支笔,再从角质火药袋里倒出点火药与水搅拌制成墨水,从法国军队委任状上(他一直放在口袋里,就像护身符一样使他免上绞架)撕下一角,坐下来写道:
亲爱的族兄:请将钱交给来人送到他知道的地方。
爱你的族弟a·s。
他把这封信交给合伙人,后者答应以最快的速度带信下山。
三个整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晚上五点钟,我们听到林中有口哨声,阿兰应答了,合伙人走到河边东张西望地找我们。他看上去不像上次那样绷着脸,毫无疑问,看到自己快要完成这项危险的差事了,他感到非常高兴。
他给我们带来了那一带的消息:到处都是红虾兵,隐藏的武器也找到了,可怜的老百姓每天都在遭难。詹姆斯和他的一些随从因有同谋嫌疑已被关到威廉要塞的监狱里去了,好像都说是阿兰开的枪,他和我的逮捕令已经签发,悬赏一百英镑。
这些都是最坏的消息,合伙人从斯图加特夫人那儿捎来的短信充满了悲哀。她恳求阿兰千万别被逮住,一旦他落入英军的手中,他和詹姆斯必死无疑。她把能讨来或借来的钱全部捎来了,她祷告上帝这些钱可以够我们用。最后,她说,她附上描述我们长相的悬赏捉拿令。
我们带着极大的好奇心,而不是恐惧,来看它,一方面是因为可以看看镜子里时自己,另一方面是想根据敌人的枪管判断他是否瞄准了。阿兰被描述成:个子矮小,脸上有麻子,约莫三十五岁的活跃男子,戴顶插着羽毛的帽于,身穿蓝色法国侧扣上衣,上有银纽扣,花边已基本褪色,红色马甲和黑粗呢裤子。对我的形容是:大约十八岁的高大强壮的小伙子,穿蓝色旧外
237衣,衣衫褴褛,戴顶旧高地帽,穿一件家织的长马甲,蓝色裤子,没穿袜子,低地鞋,脚趾外露,说话是低地口音,没有胡子。
阿兰看到详细描述他的漂亮打扮心里挺高兴的,只是看到“褪色”这个词时,他低头看看花边,感到有一点屈辱。至于我自己,悬赏令中我是一副悲惨的样子,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已换了装束。这些描述对我不再构成威胁,反而是一种安全的保证。
“阿兰。”我说,“你应该换衣服。”
“见鬼去吧。”阿兰说,“我没有衣服,如果我戴着一顶帽子回法国,那才叫出洋相呢。”
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个想法,如果我与阿兰分开,离开他那身泄露身份的衣着,我就没有被逮捕的危险了。我可以公开干我的事,假如我独自一人被抓,他们也找不出任何可以指控我的证据。但如果我和这个谋杀嫌疑犯在一起时被抓,我的情况就变得严重了。出于慷慨大方,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但我考虑的并不少。
当合伙人拿出一个装有四块金币和一些零钱的绿色钱包时,我想得更多了。是啊,这比我身上的钱要多,但阿兰带着不足五个金币要远走法国,我呢,身上不到两个金币,只要走到女王渡口就可以了。因此相对而言,与阿兰相伴不仅有生命威胁,还有金钱负担。
但是在我的同伴那诚实的脑袋里却完全没有这个念头。他认为他是在为我好,是在帮助我,保护我。我只得保持安静,少安毋躁,再碰碰运气。
“太少了,”阿兰把钱包放进口袋里说,“不过也能管用。那么约翰·布瑞克,你如果把我的纽扣还给我,这位先生和我就要上路了。”
但是合伙人在按高地习惯挂在胸前的钱包里摸索了半天(尽管其他方面他都像低地人一样打扮,还穿着长裤),开始奇怪地翻着眼睛,最后说:“她自己丢了。”意思是他想他给弄丢了。
“什么?”阿兰叫道,“你弄丢了我的纽扣?这原来是我父亲的,我要告诉你我在想什么,约翰·布瑞克,我在想这是你出生以来干的最糟糕的事。”
阿兰说话时,双手放在膝盖上,微笑地看着合伙人,跳跃的眼神表明他的对手要倒霉了。
也许是合伙人太老实了,也许他是在说谎。不过他发现他单独和我们俩在没有其他人迹的地方,决定还是老实一些会更安全。很快他好像在哪儿找到了纽扣,交给了阿兰。
“哎,对于玛考尔斯的名誉来说这是一件好事,”阿兰说,然后转向我,“我的纽扣又拿回来了,我谢谢你曾把它借给我,这枚纽扣代表了你对我的所有情谊。”然后他与合伙人热情道别。
他说:“你干得非常出色,还为我们冒着杀头的危险,我会永远记着你是一个好人。”
最后,合伙人从一条路走了。阿兰和我收拾好全部家当,踏上了另一条路,继续我们的逃亡。
二二 灌木丛中的逃亡:荒野
连续不停地走了七小时后,我们在一个早晨抵达了一片山脉的边缘。我们面前是一片低洼,起伏不平,荒芜的土地,我们必须从中穿过。太阳刚刚升起,光线直刺我们双眼。沼泽地表面升起一片薄雾,像是一缕轻烟。如阿兰所说,那儿也许会藏着二十个骑兵中队,而我们可能一无所知呢。
因此我们坐在山洼处,等烟雾散去。同时,我们冲调了一盘冷水泡燕麦片,开了一次作战会议。
“戴维,”阿兰说,“局面有点复杂,我们是躺在这儿等到天黑,还是冒险冲过去?”
“哎呀,”我说,“我真累了。要是没有多少路,我还是可以继续走的。”
“啊,可不是这样,”阿兰说,“还不到一半呢。我们的处境是这样:阿潘显然是死路一条,向南去是坎贝尔的地盘,想也不要去想,向北去对我们也不合适。因为你要去女王渡口,而我要去法国,那么我们就向东去。”
“就向东吧!”我高兴地说,但我内心暗想,“唉,老兄,要是你选罗盘上的一点,而我选另一点,那样对我们俩都是最好的。”
“好,那么向东,你看,那儿有荒原,”阿兰说,“到了那儿,戴维,我们只好碰碰运气了。在那个平坦、光秃、裸露的地方,一个人能躲到哪儿去?红虾兵一翻过山,几哩之外就能看到你。更糟的是他们骑着马,很快就会赶到。这不是一个好地方,戴维,而且我肯定白天比夜晚更危险。”
“阿兰,”我说,“听听我的想法,阿潘有死亡在等着我们,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吃的也不多了。他们找得越久,就越会猜出我们在哪儿。同样是冒险,我想我们必须一直向前走,直到走不动为止。”
阿兰乐了:“在和我这样的绅士相伴的时候你显得太温和,太像辉格党徒了。但有时候你也会表现出一些英雄气概,这时候,戴维,我就像爱我的兄弟那样爱你。”
烟雾渐渐升起消散了,我们看清眼前的土地像大海一样荒寂,只有红松鸡在啼叫。东面更远的地方,一群鹿像小点一样在移动。这里大部分是红色的灌木,另外还有沼泽和泥炭沼。有些地方被荒火烧黑,另一块地方有一大片枯死的冷衫树林,像骷髅一样挺立着。我们从未见过像这样荒凉的不毛之地。不过这里至少没有军队驻扎的痕迹,这就是我们所想要的。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这片荒地,开始了我们的艰难曲折的向东远征。大家还记得吗?那儿四面都是高山,从上面随时都能很容易地发现我们,我们只挑低洼的地方走。如果这些低洼的地方不在我们要去的方向时,我们只好万分小心地在无遮无挡的地面移动。有时我们必须连续半个小时从一丛灌木爬向另一丛灌木,就像猎人在猎鹿。那一天,旭日当空,晴空万里,白兰地瓶里的水很快就喝完了。如果我事先能猜到有一半时间是趴在地上爬,另一半时间是弯腰曲膝地走路,我肯定不会来受这种罪。
我们走一段,又休息一会儿,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中午时分我们躺在茂密灌木中睡觉,阿兰放第一班哨,我被叫醒放第二班哨时,我感觉好像刚刚合上眼睛。我们没有钟,阿兰在地上插一根灌木枝来代替时钟,因此一旦灌木枝的影子指向了东面,我知道就该叫醒他了。可我这时累极了,可以一口气睡十二个小时,就连嗓子眼里都充满了睡意,甚至在我头脑清醒时我的关节也处于睡眠状态。灌木的热气和野蜂的嗡嗡声就像催眠的牛奶甜酒一样,每过一会儿,我都要惊跳起来,发现自己正在打磕睡。
我最后一次醒来时,好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回来似的,以为天上的太阳刚走了一大步。我看了一下灌木枝,差点大叫起来,因为我发现我辜负了阿兰对我的托付。带着恐惧和羞愧,我转过头去,向沼泽地四周望去,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千真万确,在我睡着时,一大群骑兵正从东南方呈扇形分布向我们走近,他们在灌木丛中纵马跑来跑去。
我叫醒阿兰,他先扫了一眼军队,又看了一下树枝标志和太阳的位置,突然很快地皱起了眉头,脸色阴沉焦虑。这就是他对我的全部责备。
本文链接:
http://m.picdg.com/10_10740/28379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