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为司法审判，呼吁海内外的支持和援助。[返回目录]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
雷震与胡适1
政治在我眼中，是一场又一场的戏。我关怀实际政治，而不喜参与，我感兴趣的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堪人回味。雷先生从中国大陆到台湾之前，就在上海和胡适商量创办一个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刊物。《自由中国》是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是他在赴美的船上写的。《自由中国》创办时，他人在美国，却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虽不情愿，也默认了，也为一小撮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撑腰。《自由中国》毕竟创刊了，他任发行人有关键性的作用。 1951年，《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就激了当局，胡适因为这件事来信辞去发行人名义，引起许多人揣测。有人说《自由中国》和统治权力一有冲突，胡适就要摆脱《自由中国》了，以免受到牵连。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 胡适在美国的反应，雷先生记载在回忆录里： 儆寰吾兄： 我今天要正式提议请你们取消”发行人胡适”的一行字。这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很诚恳的提议，请各位老朋友千万原谅。 何谓”感”呢？《自由中国》第四卷十一期有社论一篇，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后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我正在高兴，正想写信给本社道贺，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的文字！ 昨天又看见了香港《工商日报》（七月二十八号）《寄望今日之台湾》的社论，其中提到《自由中国》为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论评，”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论自由也受到一次无形的伤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我看了这社评，才明白我的猜想果然不错。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名义，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胡适 四十年八月十一日 1952年，在他第一次到台湾以前，即1949到1952年期间，《自由中国》已经闯了祸，现在，他公开演讲时，首先歌颂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博得全场掌声。接着话锋一转，说他是”不发行的发行人”，听众默不作声。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雷先生筹组时，要求他做领袖，他不答应。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我可以想象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是水到渠成了。 1960年6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组织工作。9月4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骕四人被捕。雷先生被诬为”涉嫌叛乱”，军法审判。《自由中国》被封。 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的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 据傅正1989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写着：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将在10月23日回台湾了。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并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他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雷震与胡适2
”光荣的下场”，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 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1961年7月，雷先生在狱中度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11月23日雷震复判结果，仍然维持原判。胡适对采访的记者说了六个字：”太失望，太失望。”记者提到他没去探监。他说：”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他鼓励雷震组织一个有力量的，他自己呢?不做党魁，”要看的情形而言。”结果被扼杀了，雷震被关在牢里了。雷案复判结果那天，他在书房独自玩骨牌，想必他是非常寂寞苦闷的。真正的胡适关在他自己的心牢里。直到1962年2月24日，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后，突然倒地，他才从那心牢里解脱了。 诗人周弃子写了一首诗： 无凭北海知刘备 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 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 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才忘美事 直将本事入诗篇 胡适曾说过：过河的卒子，只有前进，而无退后的。雷先生认为周弃子对胡适误会了，他对胡适一直死心塌地的崇敬，认为他因为雷案受了冤屈，并因为雷案突然心脏病复发，倒地而死。胡适是他狱中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在狱中梦到胡适谈论《容忍与自由》，做了一首自励诗，读起来像增广贤文： 无分敌友，和气致祥；多听意见，少出主张。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见，民主是张。批评责难，攻错之则，虚心接纳，改勉是从，不怨天，不尤人，不文过，不饰非，不说大话，不自夸张。 雷震那首自励诗，倒真像胡适的作风。[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母与子
我的弟弟汉仲，是母亲的长子，温顺敦厚，对母亲特别孝顺。1944年，抗日战争炙烈，他高中毕业，瞒着母亲，考取空军。母亲发现了，废寝忘餐，日夜哭泣。他在四川铜梁空军训练营中，终于接到母亲同意的信，那也是母亲爱子心切绞心断肠的决定。 汉仲于1948年随空军调到台湾嘉义，和徐文郁结了婚。三个弟妹跟他们以及文郁的家人住在嘉义。母亲和我们住在台北。 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逢战乱，生活虽艰苦，也没做过家务事。一到台湾，母亲就对我说：”华苓，你一心去工作，家里事，我做!”她烧饭，洗衣，擦地板，照顾孩子。 1951年，刚过了阴历年，汉仲特地从嘉义到台北来看母亲。自从1944年我去了中央大学，他突然去铜梁参加空军，我们姐弟还没见过面。他到台北来重聚，对母亲和我是件大事。母亲早早就准备了最重要的事：藕汤，蒸肉，藕夹，珍珠丸子那些湖北菜。总得来点新鲜口味吧，母亲要做葱油饼，以前从不下厨，厨子杨宝三的葱油饼，倒是吃了不少。母亲想象着怎么做法，试了一次又一次。自从父亲突然丧生，我从没看见她那么快乐。 那年弟弟正好25岁。 他在台北三天，片刻不离母亲。母亲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母亲到厨房做饭，他也站在身边和她聊天，仿佛他要弥补失去的过去，歉疚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一身笔挺的军装，浓眉大眼，真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离开台北的头天晚上，我那深沉含蓄的弟弟，还拖着我在几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跳了一曲华尔兹舞：魂断蓝桥。 他回到嘉义。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去嘉义看他和另外三个弟妹。她回到台北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夜校教课，接到一位父执辈的电话，叫我下课后到他家去。 你弟弟完了!我进门劈头听到的第一句话。你弟弟在例行飞行中失事了。 我在悲痛中首先想到：如何告诉我那年轻守寡指望长子成龙的母亲。我必须瞒着母亲。她心脏有毛病。 骑车回家已是午夜了。母亲还站在窗口等我。 母亲长长哦了一声：回来了!回来了。我担心，怕你出了事。 怎么会出事?我忍着泪，勉强笑着说：下了课和几个同事聊天，聊晚了。 你还没有吃饭，菜都凉了。我来热一下吧。 吃过了，姆妈。我撒了个谎。 我极力避免面对母亲，每天工作到深夜回家，胡乱吃点什么就钻进卧房了。她常常借故来找我讲话。 姆妈，我太累了。我一面说，倒在床上。 她叹口气走开了。 汉仲在抗战时瞒着母亲投考空军，后来又不能供养母亲，只能常常给她写信。 过了一阵子。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汉仲好久不来信了。 他调到外岛去了，有任务嘛，不能和外界通信。 啊。 又过了一阵子。 汉仲还没有信。母亲又说。 不能通信嘛，没办法。我脸转到一边，不敢看母亲。 我照常从早工作到晚上十点。母亲照常做饭照顾薇薇。日子仿佛是老样子。殷海光那时还没结婚，和我家一起住在《自由中国》松江路的房子。每天傍晚，他必到母亲房门口说：聂伯母，散散步吧。 那时的松江路周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他和母亲一直散步到天黑。他们边走边谈。母亲回到家，脸色也不那么沉重了。我知道殷海光在用他的爱心，诱导母亲接受那锥心刺骨的丧子之痛。 那时妹妹月珍已到碧潭工作。华蓉和华桐在嘉义读书，暑假我才把他们接到台北。他们到后清理行李。 这是你哥哥的靴子嘛。母亲对华桐说。 哥哥不要了，给我穿。 母亲拿起靴子看了又看，靴子沾了泥。我一手把靴子抢过来，用一块破布使劲擦上面的泥土，那样子我就可以低头忍住眼泪。 母亲说：自己的皮鞋从来不擦。擦弟弟的旧靴子! 你哥哥好几个月不来信了。母亲对华桐说。 华桐，你自己擦擦吧。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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