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正是《自由中国》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撑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人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我们正在传观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社会名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做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做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他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彭歌，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釆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和《自由中国》的作家有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势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党员自清运动”，《自由中国》批评”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三人到印刷厂做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如”中央指示”，印成”中共指示”，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焗鸡，吃完各自回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大身影。[返回目录]
雷青天4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也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雷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就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搓拳摩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做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焗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焗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960年9月4日
那天上午9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 什么事?我问。 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 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 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 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拥进来了，拥进傅正的房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蓝蓝停住了。 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 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 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叫了起来。 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 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 你别管，蓝蓝，弹琴吧。 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 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和母亲跑过去。 傅正对我和母亲说：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聂伯母，请为我保存。他把一串钥匙递给母亲。 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 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来抓我。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 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骕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 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 还不知道。 傅正也抓走了。 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叛乱”，就是组织。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叛乱”，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骕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 9月27日，雷震被捕后两个星期，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检察官发表起诉书，指控刘子英是匪谍，受了邵力子妻子傅学文的指示，到台湾宣传中共为政宽和、军力强大，行将解放台湾，并相机策动雷震等人”为人民立功”，雷震保证入境，刘子英将他任务面告，雷震明知其为”匪谍”而未报，而且征诸雷震在《自由中国》的言论，雷震”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期达颠覆政府之目的”。马之骕曾因”北平沦陷后不久，即向匪南下工作团报名登记，南下从事制造派系及劳资纠纷等任务”而遭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后由雷震担保保外候审，”继续潜伏待机活动”。傅正因为写了几篇反对蒋总统三任的文章，”企图挑拨分化，破坏法统，阻扰国民大会，适与匪之统战策略相契合，涉有叛乱嫌疑。” 10月8日，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经过仅仅七个半小时的审讯，不准雷震与刘子英对质，不准雷震的律师梁肃戎见面，仅仅根据刘子英片面自白供称雷震”知匪不报”，就宣布雷震以”煽动叛乱罪”判决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刘子英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交感化教育三年。 原来刘子英和马之骕是用来诬陷雷震的工具。 还有跟随雷先生多年的老瞿呢?他本是雷先生和雷太太的司机。后来雷先生汽车坐不起了，便坐公共汽车，老瞿就在《自由中国》为雷先生办些杂务，雷先生对他非常信赖。就在雷先生被捕前几天，老瞿骑车从台北回木栅，路上一辆大卡车撞来。他被撞倒了，昏迷不醒。雷先生正忙着和高玉树、李万居、郭雨新、齐世英、夏涛声、傅正等筹组。雷太太天天去医院看老瞿，对他细心照顾，路过《自由中国》社，讲到老瞿，忧虑他不久人世，念念不忘跟随多年忠心耿耿的老瞿。几天之后，雷先生被捕了。特务逮捕雷先生时搜查雷宅，径直走向各种文件、信件所在地，毫不犹豫。老瞿昏迷三个月后死了，临终前告诉雷太太，他曾被特务收买，供给他们有关雷先生的详细情报。大卡车撞死老瞿，是杀人灭口。 雷震的夫人宋英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的坚强，她的镇静，她的勇敢，她的度量与耐力，令人惊叹。雷先生被捕，一向温婉闲雅的雷太太，干脆住在《自由中国》社，料理被特务搜掠过后的残局，一面在那儿招待记者，强烈抗议执政当局对雷先生的诬陷，要求军法审判
本文链接:
http://m.picdg.com/11_11085/28631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