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她见到我，大哭，要跟我回来，回来住了一个月，还是不能留下来，还是得走。她回去以后，在医院当洗衣工。后来他们又把她嫁了，嫁到乡下去了。文化大革命，就失去联络了。我们也自身难保。 1986年，我和弟弟华桐沿江重访母亲带着几个小儿女，在抗战中艰苦生活过的地方。重庆，万县，三斗坪，宜昌，武汉。最后去开封。湖北应山县外办突然来了，提着一包皮蛋，特地赶来邀请我和华桐去应山。那算是我们老家了，但我母亲这一房人从没去过。父亲死后，在母亲的苦难中，那儿的亲友对我们敬鬼神而远之。我和华桐一时也无法改变早已决定的行程。我对大哥说：你去吧。他说：我算什么?他们要你们去呀。 我们从外办那儿终于知道了二哥的情况。1980年，湖北副省长把调查聂华棣下落的工作，交给应山县办理。刚好是来开封的这位外办去调查。二哥的命运，寥寥几句话就了结了。 50年代，二哥从武汉回应山养牛。忽然有几条牛死了。有人说牛是他毒死的。他就进了劳改营。他在那儿得了肺病。据说60年左右被释放了。但应山没有他回去的记录，武汉也没有。最后外办找到一个当年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那人说，他在劳改营里看见过二哥，骨瘦如柴，因为劳改，没敢说话。过了一阵子，他走过一堆黄土。[返回目录]
车站4
土堆前面插了一个小牌子：聂华棣。[返回目录]书包 网 bookbao8 想看书来
再见雷震1
1974年春天，雷先生已出狱四年了，我已定居爱荷华十年。我和paul将旅行亚洲两个月，决定去台湾看雷先生。当然，我也想和paul去中国大陆。到了香港，同时向两岸申请入境。中国大陆渺无回应。台湾可以入境，但是安格尔对我的安全不放心，打电话给驻台美国大使馆探问，回说应该没有问题，大使馆将派人去机场接我们。 十年了，又回台湾，我们一到台北，立刻要去看雷先生。我认识的人反应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那是个沉默的年代。有的人说，雷震出狱以后也过得不错嘛，让他过几天安静日子吧，现在不必去扰他了，也不必为他再招麻烦了。有的人非常了解我要去看雷震的心情，当然应该去，但不要声张，也不必马上去，最好在离开台湾的那一天，也不要耽得太久，见见面知道他生活得很好就行了，耽久了就可疑了。看了雷震就上飞机。为什么呢?因为，因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样子，因为你们见他太早，要是有人知道了，在报上打你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们在这儿几天就不愉快了。你最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看看《自由中国》的老朋友呢?最好不要为他们惹麻烦了。 夏道平和雷先生交谊深挚，是雷先生出狱后仍然敢去探望他的老友，他对雷先生现况比较清楚。我打电话给他。我心情激动，却极力平静，没敢多说，只是告他我想去看雷先生，请他问雷先生我和paul是否可去看他，并告他我们去看他的日期和时间，正是我们离台的那一天，上午11点。夏道平说得等一两天，雷先生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们。我明白夏道平的意思：雷先生的电话有特务窃听，他们需要时间决定雷先生是否可见我。我和夏道平从没断绝书信来往，电话中他没说要见我，我就了解他困难的处境了。两天以后，夏道平来电话说，雷先生可以见我们，并要在家请我们吃饭。我说我们只能去看雷先生两个小时，看他之后立刻就上飞机回爱荷华了。他哦了一声，没说一句话。 雷家在台北郊外的木栅。朋友可以开车送我们去。但是问题来了。原来雷家对面的房子住着十几个特务，专门监视雷震。他的一举一动以及寥寥几个来往的亲友，特务照相存档，以便调查。朋友若开车送我们去雷家，车子牌照号码照了下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不妄之灾的把柄了。不行!不行!朋友直摇头。没人敢去!但朋友毕竟是朋友，又不肯让我们坐计程车，说台北的计程车横冲直撞，台北到木栅那一带的交通特别紊乱，怕出人命。我忽然想到老瞿，他就是在那条路上给大卡车撞死的。讨论半天，我们才决定坐朋友的车子到景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路程，然后从景美坐计程车去木栅。 我们一走进大门，雷先生夫妇就从屋子里迎出来了。我跑上去紧紧握着他俩的手，说不出话来。14年之后，又见雷先生、雷夫人，多少话，多少事，只有短短两小时，我咽泪无言。 雷先生转身走进屋子，不断地说：眼镜呢?眼镜呢?我眼睛不行了!他戴上眼镜，看看我说：嗯，还是老样子。14年不见了。最后那天见到你是1960年9月3号，礼拜六。 我一怔，他记得那么清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正是他被捕的头一天。 我们在客厅坐下。我把带去的一盒瑞士巧克力放在身边的茶几上，又把一个装钱的信封套压在糖盒子底下。 雷先生，您精神还是很好。我说。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背常痛，记忆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今天能看到你很高兴。engle先生也来了。 我一直想见到你，雷先生。paul说：我很佩服你。华苓对我讲了你许多事。你是位很勇敢的人物。 雷先生笑笑：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很高兴。我接到你们要来的电话，没有人干涉，我就知道，我可以见到你们了。我家的电话有特务录音。我们斜对面楼上，还有右边的房子，就有国民党特务十几个人监视我。我的一举一动，都照了相，来的客人也照相，硬把老百姓的房子占了，一天到晚朝我们这边照相。有什么可照的？我还能干什么?真是庸人自扰!谈话他也录音。有人说，把收音机打开，音波骚扰，特务就没办法了。我们谈的话，光明正大，为什么录音?雷先生突然笑了起来。告诉你，监狱里的犯人把国民党叫狗民党! 雷先生仍然和当年一样，天真烂漫得像个孩子。 不要多问问题，我想，雷先生不在乎，他什么话都敢说。我可不能引他说下去，为他惹祸，只是问了一句：雷先生身体还好吧? 还可以。我在写回忆录。我坐牢写了四百万字!他们硬是抢走了。无法无天!我十年刑满，应该开释。不行!要我在出狱前立下”誓书”，否则，我就不能出狱。于法无据。我拒绝了，宁可再坐牢!他们通知我太太，要她来劝我。她这些年真苦够了。我还是拒绝!我太太找谷正纲来军监劝我，他劝我可怜我太太这些年受的罪。我还是不肯!谷正纲给我看警备司令部交给他的”誓书”底稿。上面写的有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不得和不利于”国家”的人士来往。看到”国家”两个字，我才答应照写。”国家”不是国民党嘛!我一生就没有不利于”国家”的言论和行动。但是，出狱之前，王云五、陈启天、谷正纲到军监来，警备司令部交来的”誓书”，”国家”改成了”政府”。这种欺骗的作风!我又不肯写了!他们三位一再劝我。看看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为我苦心奔走。我只好勉强写了。我在军人监狱坐了十年，写了四百万字的回忆录。出狱的前两个月，特务带领十几个凶恶的大汉，把我的回忆录全部抢去了!我有何罪?关了我十年!还不准我写回忆录![返回目录] bookbao8 想看书来
再见雷震2
雷先生，雷太太，你们常常出去走走吗? 出去总有人跟踪呀。雷太太说：倒不如待在家里。 雷先生停不住，继续说下去：英国的《星期天时报》（sunday tis）驻远东记者要访问我，打电话约我到国宾饭店喝咖啡。特务马上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打电话来叫我不要去，我拒绝了。我说：你们叫特务去监视好啦。那天，果然有个特务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我一看就认得，常常跟我的嘛。他当然带着照相机，要把我们照下来。那位记者要我到他房间去谈。我说：不行，就坐在这儿谈谈吧。我暗示有特务监视。谈完了，他偷偷告诉我，他的照相机三面都可照相，正面，左面，右面。他把那个特务已从侧面照下来了。特务厉害!外国记者更厉害!雷先生讲着讲着就笑起来了，笑得很得意，和十四年前讲到他如何愚弄国民党特务一样地笑。 我和paul也笑了。 后来那记者要我到楼上他房间里去谈。我说那可不行，要谈就在这餐厅谈。 雷先生，您在牢里怎么样? 牢里有人发疯呀!我没有疯，因为我写回忆录。我写了四百万字，在出狱以前，保防官带了十几个人来抢走了，还有些信件和诗稿，也抢走了。国民党这种目无法纪的作风不改，将来要丧尽民心呀!中共进了联合国，监狱里有人很高兴呀，他们说：共产党给中国人出了口气!监狱里有好多逃兵，多半是台湾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要逃，将来打仗还需要他们呢。他们说，那关我们什么事!那是国民党的事! 雷先生越讲越兴奋，毫无顾忌。狱中梦胡适写的自励诗全扔到脑后了。他一开口就不能停，仍然理直气壮，仍然满怀悲愤，仍然忧国忧民，仍然以斗特务为乐。十年铁窗磨灭不了他的豪情壮志。雷震还是雷震! 雷先生还有许多话要讲。我也有许多话要问。但我和paul必须直奔机场上飞机了。我们只好起身告辞。 paul说：雷先生，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来看你。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假若你再有机会，你是不是还要做你14年以前所做的事? 雷先生笑笑。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雷先生和雷夫人送我们到巷口。一声声再见，一声声珍重。我们一再回头。两位老人一直站在那儿--站在正午的烈日中，频频招手。 那就是我看到雷先生的最后一面了。 雷先生于1978年11月因摄护腺癌和脑瘤导致半身不遂，住进医院。雷太太在那之前跌断了腿。夫妇俩在医院中隔邻而居。雷太太可以拄着手杖到隔壁看望丈夫。她腿还没复原，就回家了，因为医药费和雷先生特别护士费负担太重了。她便每隔一天，一拐一拐的，从木栅和景美之间的家，去荣民总医院看丈夫。最后雷先生只是靠输氧维持生命。雷太太在加护病房对雷先生说：儆寰，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未了的心愿，我们会为你料理的，你安心地去吧。 雷太太知道，那未了的心愿，就是要向政府索回他在狱中写的四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和日记。那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思想记录，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 1979年3月7日，雷先生去世。 1974年以后，我不能回台湾了，作品早就不能在台发表了。我上了警总的黑名单。 1987年，台湾政局变化，气氛松和一些了。1988年余纪中先生在台为我辛劳奔走游说，终于邀请我和paul访台。 我在台湾和余先生见面也只有几次。真正认识余先生倒是1964年我离开台湾多年之后。70年代中，台湾两报还没创立文学奖，余先生同意和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合办一个文学奖。我与paul约余先生在旧金山见面。我们到亚洲路过旧金山，时间仓促，未见余先生之前，我就和当时在爱荷华的温健镏、古苍梧拟了一个计划，着重写真实，着重语言和形式的独创性，称之为”五四文学奖”。余先生看后认为很好。他回台湾后，此事就搁浅了。在当时的台湾，”五四”大概是沾不得的。 余先生开明，远见，在困难的大环境下，尽力在文化事业上开拓广阔的道路。他对于当时受迫害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例如我的朋友陈映真和柏杨，他们出狱后，他以各种方式给他们道义的支持。他也要冲破禁忌，争取新闻自由。1984年，中国大陆在世运会获得15块金牌，《中国时报海外版》以头条标题登出。海外版也登出江南被谋杀事件。结果《中国时报海外版》被勒令停止了，那是海外华人一大损失。 我和余先生多年没通音信。1987年，陈怡真来爱荷华，递给我一封余先生的信，毛笔行书，没有标点。15年以来，那封信一直在我案头，每次看到就觉十分亲切： 华苓： 早就想写的一封信到今天才托怡真带来未免太疏懒了这些年来你在国际文化交流上的付出与收获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大家都引以为荣台北你好久没有回来了现在它和以前不同了变得相当大相当广阔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当年参与播种的一分子应该在这时候回来看看假定你时间允许的话明年七八月间我邀请你和paul作我的嘉宾一切由怡真代达敬颂 康健 余纪忠手上 十一一八七年[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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