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一面，却常常被忽略，这就是美国社会的”公民责任意识”。很多普通美国人为苏丹达福尔难民发出呐喊、为”全球变暖”奔走呼告；”消费者行动主义”运动是民间自发的消费者运动，目的是保护世界各地血汗工厂里的工人利益以及穷国农民的经济利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美国现在的慈善捐款中，私人个体捐款占总额的83（中国不到20）-----中国人常常嘲笑美国人小气，跟朋友吃饭从不请客，但”小气的美国人”人均税后收入的用于慈善捐款，而大方的中国人人均捐款额为人均收入的；一半的美国人都从事过志愿者服务活动；很多人为了动物权利而变成素食主义者；每次选举年，都有无数普普通通人走街窜巷地”做群众工作”……就是说，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参与意识、公益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现在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这当然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只掌握了”权利意识”，而没有掌握”责任意识”，只是学会了精神的”皮毛”。事实上，当一个社会的公民还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阶段，它的制度肯定还是夹生的。一个真正牢固的制度，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要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是”当我的权益受到侵害，你要坚决捍卫我的权益；当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要坚决捍卫你的权益”的责任共同体意识。只有这种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激活，否则各个利益群体各自为政，也许可以因为力量对比而形成暂时的妥协，却没有共同的理念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

    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13）

    当然公民责任意识未必就意味着人人要争做”活雷锋”，成天为国为民振臂高呼。事实上，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认为，最好的公民文化未必就是公民参与积极性最高的文化，而是在”参与意识”和”服从意识”之间的一种平衡。毕竟，一个社会不仅仅需要”热情”，也需要”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公民责任意识最好的就是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制度的尊重和实施。

    我曾经向一个关系不错的美国朋友借一个软件拷贝，结果他竟然犹犹豫豫----平时找他帮任何忙都没有过这种情况，经过解释，原来他觉得这样复制软件太不尊重知识产权了----听了这个解释，我差点没笑出声来，竟然还有这样的书呆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因为美国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书呆子”，这个制度的运行成本才可以降到很低。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小例子，是我以前住集体宿舍的经验。我在哥大曾经和几个印度和中国学生住一个套房，有一个公用厨房。我发现，几年下来，无论我如何苦口婆心地和他们几个”恳谈”，都无法促使他们在做饭之后清扫灶台和洗碗池。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个人经验，让我重新反思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虽然还不至于从一个”制度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但对于制度对文化的依赖关系，我却有了非常切身的体会。当人们普遍缺乏”规则意识”、”责任意识”时，制度要么形同虚设，要么就意味着大到惊人的实施成本。

    很多后发化国家之所以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建设性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这样看来，避免矛盾激化时的过激参与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励常态下的温和参与，只有允许民意的细水长流，才能避免它的山洪暴发。

    而这又将我们引领回到制度与文化之间”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人们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能够大大降低一个制度实施的成本，但是也正是一个制度提供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使得人们得以操练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美国的有秘密吗？与其说这个”秘密”是某个神奇的宪法文本，不如说它是一个个公民具体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当警察对某些恐怖分子嫌疑人，或者政治异议分子，或者新闻记者，或者异教人士，或者普通刑事犯，或者他国战俘刑讯逼供时，你是决定转过头去说”我就是不关心政治怎么了”，还是决定走上街头或者给你们当地的政治家写信表达自己深切的不满呢？所谓的秘密，就藏在你作出选择的那一刹那。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中曾悲观地写道：”由于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的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力去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力，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共产主义国家的极左年代里。极左年代里对知识群体的，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的一种碱，调和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极左实验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今天的中国，对冷嘲热讽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并不奇怪，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到今天的”虚无主义”态度，历史不断表明，乌托邦主义者总是最先堕落成犬儒主义者，从乌托邦到虚无论，不过是同一种懒惰的两种表现而已。然而今天的中国，由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分化的利益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理由有条件生长。经历了几千年的专制和乌托邦实验的中国人，也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心智去接受：接受它的利，承认它的弊，小心它隐含的陷阱，但也试探它后面的道路。近200年前，在那次著名的旅行之后，托克维尔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最终将他完全禁锢在内心的孤独里。”这话可以做多样的解读，我的理解则是，通过将公共生活的重负压在每一个个体的肩膀上，挑战每一个人的心灵和头脑。如果说劣质的，正如专制，是给个体提供一个隐身于群体之中的机会，那么好的则鼓励每个人成为他自己，依赖于每个人成为他自己。”把一个人永远地抛回给他自己”，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勇敢的人和怯懦的人，勇敢的民族和怯懦的民族，也许有不同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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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谁都差不多

    如果我是美国人，很可能不会去给大大小小的选举投票。这倒不是说我这人政治冷漠，没有公民责任心，而是我觉得，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比如眼下我一直在跟踪观察的麻塞诸塞州的州长选举。

    每年的11月7号是美国的选举日。今年（06年）没有总统选举，但是有许多州要选州长，我所居住的麻省就是其中一个。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我选谁呢？

    最有力的竞争者有两个。一个是党的候选人德沃·帕崔克，黑人，曾在克林顿政府手下任助理司法部长。一个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凯丽·赫利，女性，是麻省现任付州长。

    如果我是一个麻省公民，当然有理由关心这场选举。对于一个普通美国人来说，州级选举对他们衣食住行的影响，其实比总统选举要大。因为美国是个联邦制国家，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消费税的税率是多少、高速高路上的时速多少、中小学教育质量如何、有多少警察在你家附近巡逻、能否申请有政府补助的医疗保险，这些与日常生活最休戚相关的事情，主要都是由州政府与州议会决定的，不关白宫和参众两院什么事。在很大意义上，对于老百姓而言，”国计民生”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州计民生”。

    抱着关心”州计民生”的热切心情，我大量地读报、看电视、上网，努力发掘两个候选人的”本质”差异，最终得出的结论却还是：其实选谁都差不多。

    听来听去，我发现他俩在政见上，主要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要不要消减收入税；另一个是如何对待非法移民。

    赫利坚决主张要消减收入税。每次电视辩论，她都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气势汹汹地追问帕崔克同不同意减税。她说：”减了税，老百姓口袋里有了钱，经济发展才有动力”。我想，减税是好事啊。我一共收入就那么点，还老是被挖去一大块税，我当然支持减税了。可是后来我上网一查，发现赫利所说的减税，无非是从减到5，顿时觉得很没劲。才减个％，却嗓门大到大西洋对岸都能听到。而且，帕崔克说的也有道理，他说：”不错，老百姓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但是公路、公立学校，也都是老百姓的公路、公立学校，如果少交税的代价是公共服务的退步，老百姓欢不欢迎呢？”好像也有道理。

    再看另一个分歧。帕崔克主张让在麻省公立大学上学的非法移民交相对低的”州内学费”，赫利反对。帕崔克说”要给那些学习合格的非法移民一个机会”。而赫利则说他是在”用合法居民的钱去奖励非法行为。”帕崔克主张给通过驾考的非法移民发驾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赫利则坚决反对，说这让”控制非法移民更加困难。”双方似乎都有道理，但是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个可以”高高挂起”的问题。

    当然，两个人还有一些其他分歧，比如同性恋结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干细胞实验……分析来分析去，我觉得所有这些”差异”都显得鸡毛蒜皮。％的税收、给不给非法移民发驾照、同性恋能不能合法结婚，对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选谁都差不多。

    ”选谁都差不多”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坏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件好事。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件坏事。每天，我都可以从报纸上读到无数这样的哀叹：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其实大同小异，一样堕落，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为什么要去投票？事实上，很多人把美国的投票率不高这个问题，归咎于美国政党”没有给选民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专制者更可以声称：既然在选举中”选谁都差不多”，那还要选举做什么？所谓选举，不过就是一群戏子做戏而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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