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为了严惩板垣、土肥原及松井这几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在量刑期间，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璈表示，如达不到目的，他只有蹈海一死以谢国人。他废寝忘食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公正判决做出了贡献。

    在宣判后执行前的时间里，东条英机独居一室，受到严格监管。也许是“剃刀”精神在已他的内心折断了，他的饭量骤减，体重急剧下降。但他此时还能克制住内心，表面依然显得冷静。他赋词曰：“此一去，尘世高山从头越，弥勒佛边唯去处，何其乐。明日始，无人畏惧无人愁，弥勒佛边唯寝处，何其悠。”12月21日晚，东条英机收到了即将执行死刑的通知后，他把这首词赋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说：“想起一直处在一百瓦的灯光昼夜照射下，竟未能得神经衰弱，一直到最后都能保持身心健康，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信仰。”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临死之前再吃一顿日本式的饭菜。

    东条英机确实具有法西斯头目的胸襟与见识。他以透露遗言的方式，顽固地为其侵略罪行辩护，蛊惑与煽动日本人民要耐心等待，以图东山再起。他说：“日本曾是亚洲唯一的反共堡垒，现在满洲去已成为使亚洲共产化的基地”，强烈呼吁美国人要重视这个问题。

    东条英机保持住了“剃刀将军”的形象。后来他以伟人的面目被搬上了美化军国主义的影片《大日本帝国》。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1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行刑室设在巢鸭监狱的一间方形的屋子里。绞刑台高与宽各有8英尺，通向它要登上13级台阶。4台绞架垂下黑色的吊索。

    1948年12月22日午夜23时30分，7个剃着光头、身穿灰色死囚服的大战犯被美国宪兵带到了一个小佛堂里。花山信胜教诲师为死囚们忏悔，为他们诵经祷告，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彼岸。东条英机的脸像一张风中的白纸在痉挛着，昔日假以逞威的小胡子上挂下了白色的涕水。但他的眼睛里依然燃烧着仇恨。他用抖战的笔迹，在“赴死簿”上签下了罪恶的名字。

    7个大战犯双手反绑，被押进了行刑室。东条英机大口大口地吃着最后的晚餐。大米饭，豆汁汤，烧鱼……

    时刻到了，第一批上绞架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和武藤章被验明正身，引上13级台阶。

    东条英机提议道：“请松井君带领大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松井石根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另三人随声应和：“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种场面与在纽伦堡的情形是何等相似呵。担任行刑手的美军中士约翰·伍德一定会这样想。他曾在纽伦堡对德国主要战犯执行了同样的使命。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头号刽子手斯特雷切在验明正身后，像玻璃碎裂般地尖叫一声：“希特勒万岁！”凯特尔元帅高呼：“一切为了德意志！”

    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站在了绞刑台上，头上被蒙上黑布罩，绞索套在了他们的脖子上。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商震及美、苏、英的代表到场监刑。总行刑官向监刑官报告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随之发布了执行命令。

    死囚脚下的活门猛地弹开，死囚倏地掉了下去，吊索刷地绷直了。

    吊索剧烈地抽搐着。陷坑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声。

    监刑官与行刑官在冰冷的气氛中站立着。美军人员有的无声地走动，有的悄悄地咬耳朵。

    过了几分钟，一位美国法医和一位苏联法医带着听诊器走到刑台的后面。o时11分，他们走了出来，同一位身材壮实、足蹬马靴的美军上校低语了几句。上校转过身来，面向监刑官咔地立正：“罪犯业已毙命！”

    美军士兵抬着担架走进刑台的下面。约翰·伍德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伞兵刀，以刚劲的动作割断了绳索。尸体被抬了出去，它们的脖子上仍勒着黑色的索扣。

    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作为第二批被引上了绞架。

    7名甲级战犯的尸体当即被秘密运往横滨市西区的久保山火葬场焚化。为了不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可作悼念的遗物，骨灰被美军用军舰载于一百海里以外，弃之于海中。

    东京审判的25名甲级战犯除7人被判处绞刑外，还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0年徒刑和7年徒刑各一人。

    被判无期徒刑的是：木户幸一、平沼骐一郎、贺屋兴宜、坞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大岛浩、荒木贞夫、星野直树、小矶国昭、畑俊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铃木贞一、佐藤贤了、桥本欣五郎、冈敬纯。

    东乡茂德被处以20年徒刑；重光葵为7年。

    梅津美治郎是陆军中有名的死硬派，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期间故意制造事端，用武力逼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接替东条英机出任参谋总长后，指挥过日军在中国的桂柳会战、老河口战役及芷江战役，并指挥过冲绳战役等太平洋战场的诸战事，走投无路之际还拒绝投降；在受审期间他坐在第一排，戴着金边眼镜，始终一言不发。病死的永野修身是策划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元凶之一，使三万四千八百多名中国军民伤亡或失踪；后任海军军令部部长，策划偷袭珍珠港，直接促成了太平洋战争；他是甲级战犯中唯一的海军元帅。两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和小矶国昭都是实行侵略战争的魁首，平沼是最隐蔽的法西斯组织“国本社”的头目，被公认为“日本法西斯之父’；小矶曾参与操纵建立伪“满洲国”，支持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木户幸一才气横溢、擅长权术，是天皇的宠臣，任文部大臣时费尽心思地推行军国主义教育；他激赞东条英机“手腕强硬”，在他的力荐下，东条英机得势，点燃了太平洋战火；木户在受审中竭力为天皇开脱，说“责任全部在军部”；当他读到起诉书中对自己的指控时愤然地说：“审判相当不公平，可以说是侵犯人权！”佐藤贤了、冈敬纯和坞田繁太郎均是东条英机的得力幕僚，鼓吹进行太平洋战争并指挥作战，还犯下了虐待俘虏的罪行；佐藤出狱后仍顽固地宣扬：“只有东条内阁是正确的。”重光葵、大岛浩、白鸟敏夫和东乡茂德则都是法西斯化的外交官，不择手段地粉饰侵略行径，缔结法西斯联盟，推行阴谋外交，不遗余力地为侵略战争卖命。

    他们都犯下过天诛地灭的罪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2月执行判决，前后长达两年半之久，公开庭审818次、秘审131次，受理各类文件证据4330件，证人证词1194件。法庭在公审庭上作出了56件裁定，在法官内部会议上作出了175件裁定。审判记录共计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耗资750万美元。不论怎么说，这旷日持久的审判与卷帙浩繁的文件材料，包含着各国法官们巨大的劳动和心血。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2

    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甲级战犯的同时，南京的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的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自始至终共办案52件，其中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谷寿夫、矶谷廉介、酒井隆、高桥坦等4名日军高级将领；有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田中军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松本洁、三岛光义等凶手。日本宪兵松本洁与三岛光义一个在浙江嘉善、一个在江苏无锡，他们无恶不作，杀人如麻，被当地民众称为活阎王。

    设在广州、武汉、上海、台湾等地的9个军事法庭也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逮捕和审理。如田中久一和近藤新八两个陆军中将师团长等，因纵兵屠杀俘虏及弓虽女干、抢劫、滥杀平民，被广州行辕军事法庭处决；宪兵大佐队长膳英熊及大尉中队长古性与三郎等因直接参与抢劫和杀人，被徐州绥署军事法庭枪决；辎重兵中队长增木欣一等因共谋杀害军夫及施酷刑致死人命，被武汉行辕军事法庭处以极刑；陆军少佐营长木村龟登等因杀人与抢劫被沈阳军事法庭严惩……日本战犯的脑壳崩裂，污血喷溅，砰，乓，虽然枪声并不稠密，但毕竟四方都有动静。

    从1946年初至1949年1月，全国各地受理案件共计2200余案，处死刑者计145件，处有期或无期徒刑的约有400人左右。要指出的是，各地的审判工作同样受到国民党高层卖国分子的干扰。冈村宁次在日记中不无为自己评功摆好之意地写道：“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40人死刑，因太过分，经联络班向国防部恳切要求，乃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再审，结果40人全部无罪返国。”冈村宁次却从没有把他指挥日军成千成万地屠杀中国人视为过分。

    另如一个叫斋藤弼州的战犯，也就是冈村宁次刚进监狱时，孙典狱长来见他带着的那个翻译。此人霸占了徐州柳泉煤矿，为了逼迫矿工在恶劣的条件下日夜不停地挖煤，他雇用了一些流氓打手，动不动就对矿工施以拳棒与酷刑，致死者被抛入山沟里喂野狗。冈村宁次听说他被判无期徒刑，就出来为他申辩，硬说此人雇用打手是为了保卫矿产，还自制炸药奋不顾身地与来袭的匪贼进行搏斗，俨然是个英雄。判他无期徒刑，是因为有人向煤矿索取钱财被他拒绝，因而虚构罪名诬告他。冈村宁次是有影响力的。他小费口舌，便使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0年。

    各受害国及与日本交战国也都建立了军事法庭，对在各地犯下了罪行的战犯进行了惩罚。大体的情况是：

    美国占领区及巢鸭军事法庭：判刑2678人，其中处死501人；

    英国占领区军事法庭：判刑818人，执行死刑者240人；

    菲律宾军事法庭：判刑197人；死刑80人；

    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判刑533人，处决120人；

    苏联判处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的有期徒刑。另有千余名日本战犯于后来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

    疯狂嗜血的战犯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狂人们祭起滚滚的红火黑烟，夺去了5000万亚洲人民的生命，毁掉了无数人和美宁馨的家园，仅在8年全面侵华战争中，就屠杀了我数以千万计的同胞，在我们原本就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又毁掉了600多亿美元的财产！而日本由于倾注国力于战争，造成了人民的赤贫，近200万人殒命他乡，战争后期本土遭轰炸，亦有900万人失去了家园，损失了95亿6千万日元的财产。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对和平、正义和人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对此，各国法庭依据一系列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公约、惯例、协议和誓约，对战犯进行广泛的审判，严惩了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伸张了国际正义，抚慰和鼓舞了各国人民，为死难者复仇雪恨，无论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讲，无疑是必需的、正当的，符合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不仅仅如此。对战犯的一系列审判，尤其是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首次正式判定了侵略战争本身的犯罪性质，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是全部罪恶的集大成者，一切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的行为和参与者都要负刑事责任。这对于藏在幕后预谋和策动战争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威慑。其次，判定了违反人道罪，即“战时或战前对于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灭种、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或基于政治的、人种的或宗教的理由而施加的迫害”，都是犯罪行为。这就使得为了战争而发生在战争之前、或发生在其本国的犯罪，也同样逃脱不了国际正义的惩戒。这次大审判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定，成为国际上确认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普遍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然而，要紧接着说出第二句话：那些疯狂嗜血的战犯全都受到正义的惩罚了吗?

    基南说，审判是象征性的，如果对所有的罪犯都进行审判，豁上一辈子也办不到。因此审判是不彻底的。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美国东京的审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法庭的组织、法官的任命、战犯名单的确定均由麦克阿瑟定夺。作为战胜国之一，作为时代普遍声音的幕前人物，美国部分地反映了千百万人的意愿，保证了东京审判的进行，并富于象征性地处罚了部分罪大恶极的战犯。正因为是象征性的，所以就有了选择性。美国出于愈演愈烈的冷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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