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胖的，短嘴巴，一副天真的模样，而不是后来那副浑球模样——我当然也爱它的浑球模样，它就是我最爱的男孩——

    “一定要再相见哦！”

    那就是在我心中，最后的话！

    （本文写于2009年）

    同归1_张爱玲与《海上花》_连载_读书_虹桥书吧网

    同归

    《海上花》——也就是十几年前我买的那部分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上下两册的——封底折页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有人说：只有张爱玲能够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您觉得张爱玲神秘孤高吗？您想了解手握化贪嗔为痴爱的妙笔的她吗？……”

    现在再看，一声叹息。现在若还有出版社印上这个，估计只会被人骂作“雷”、“蠢”、“丢人”。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东西被“发现”又“再发现”兼传播，即使已经作古的也难免不被翻腾捣鼓，被整变了形。对于张爱玲，也许现在放得更大的是她的“华丽袍子”下的“虱子”、“千疮百孔”的感情与人生……

    令人寒冷的是大半来自女人：一些学了她，得了她的好的女作家急于和她撇清。厚道一点的，则忙着表示悲悯。当然也有爽爽快快地直接鄙视的——本以为是“冰冷孤傲一朵莲花”，却原来“倒霉到要做倒贴的妓女”（引用某专栏作者的话，这还不是她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来自她和“几位女文青”共同讨论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她们是爱之深，恨之切，代为不值）。这一切都是十几年前我怀着年少天真的仰慕心情走近张爱玲之时未曾想到的（即使有一时期我也对她有过“失望”和“怜悯”）……

    原来，“不幸”是这样大的罪恶，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有才华的女人——这类似于控诉的调调似乎太过俗套，然而某些思想认识既然能成“俗”成“套”，可见普遍和强大，伤人无形，想反击都找不到地方。想想张爱玲有些事情的确是挑战常人的“底线”的（偏偏她又是“常人”）——单是不生孩子这一条就够人们把她同情死——这太容易了，绝大多数人都生孩子的，人人同情一舌头，就能把她打到十八层地狱。

    （比较起来，甚至她和胡兰成的恋爱都容易被放过了，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想心不生波动，而宿命难懂”，有人还喜欢这“惊世骇俗”的调调儿呢。的确，她也不是故意要找个汉奸来恋爱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散伙了，再没联系，除了他的自传出版，她写信要一本——防着他瞎说。便是当时日本方面请她出席“东亚文化大会”，她也正经地写信拒绝了。她的第二次婚姻，也是第一次正式注册婚姻，嫁的还是个美国共产党呢！）

    至此，该散了吧。我甚至觉得我也不会再看张爱玲了——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我是完全无意、毫无准备，掉进《海上花》这个大坑里的。在2010年初。“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好看的书啊……”我想。这本书让我第一次领略到传统中国小说的美妙精深——同样的作品还有《红楼梦》，但《红楼梦》是不需要自己去发现的，《海上花》却是需要自己去发现的——在张爱玲的帮助下——惊喜来得更大。感情的体验令我手忙脚乱。无尽的兴趣与想法涌上来，迅速发展到要写一本书才够（当然还是不够）。虽然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没想过写一本关于一本书的书；或者一本关于张爱玲的书。

    这时才想起，虽然距自己初读张爱玲已经是多少年过去——空拥宝山，却只写下了一堆零散的、前后矛盾、不成体统的文字，我对她那点失意的情事、某些人对她的态度耿耿于怀，大概也是我自己太看重它们对于一个女人的人生的意义，这些不同时间的文章也是我内心的投射。其实，这些东西并不能成为评价人生价值的标准的。张爱玲首先是一个纯粹的、文学专业的卓有成就的工作者，她那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极丰富的创作，她的译作——中英文、英中文译作，单说她对这部吴语方言的《海上花列传》的普通话翻译——挖掘、翻译、加注——的工程中所表现的对历史、文化、民俗、服饰、语言等方面的知识和见解，任何一方面都是令人敬佩的。

    同归2_张爱玲与《海上花》_连载_读书_虹桥书吧网

    注译《海上花》几乎是张爱玲文学工作的终点——还有研究《红楼梦》：“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红楼梦魇》自序）。虽然甚至一些专业的读者和研究者都认定她的才华的光芒已在早期尽放，强调张爱玲在感情上所遭受的伤害，并将二者联为因果，然而现在当我走进《海上花》的世界，并对张爱玲其他后期成果重新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我认为：不是那样的。与胡兰成恋爱的结束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从此萎谢——虽然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爱情结束的时候产生从此已经死去的感觉，是的，可能软弱的我们也会向对方说……但是有品的男人不会再把这话拿出来向全世界说；若没品，那也早就不是我们爱过的那一个。何况即使确有某一部分死去，大概也和换牙蜕皮等生理现象一样，是最正常的事——是一个新的开始。

    早期的张爱玲只是一个年轻成名的天才女作家。但是她经过成长，变得更成熟更美，传奇不再，却“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更宝贵的——她努力“保存”《海上花》这本书正是为了让人们认识那种宝贵的价值，人生的和艺术的。

    （现在我相信张爱玲的晚年可能是平静和幸福的——幸福有很多种；经过了一切，和从前越拉越远——无忧无惧，无牵无挂，没有太多需求，等于富有，应有尽有。一边工作——自己最爱的工作；张爱玲不是因为痛苦和无聊而把余生投到这本旧书里的——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而是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广大的世界，美妙的中国传统小说是源泉；一边安静从容等待死神的召唤。）

    而我回顾自己阅读张爱玲的过程，也正好是把阅读张爱玲的译作《海上花》作为了终点，这是一个同归——但这不是结束。这是新的开始。

    （本文写于2010年本书完稿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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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长三堂子

    ——职业出售个人魅力与恋爱的奇特场所

    妓女，先生，艺伎，倌人

    《海上花》——如果用最简单具体的一句话来介绍——是一部关于晚清上海长三堂子里的爱情故事的小说。这里得有个注释：长三堂子就是高级妓院，长三就是高级妓女。但这个注释似乎并不准确。长三堂子还有个更正式的体面的名称：书寓；而长三则被尊为“书寓先生”。最初的书寓先生系为纯粹的说唱女艺人，艺是第一的，要经过较长时间地教育养成，若想在上海开寓营业，必须经官府举办的专业资格认证考试，并有年度考核——年审；卖艺不卖身——听起来更类似于艺伎、女艺人、女明星。职业女性——这应该也算是职业女性吧？而且是最早期的职业女性？

    只是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期：“海上通商以来”——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开埠、成为正式的通商口岸——“书寓”“长三”混个不清，规范也大不如从前严格了。这书中的长三们——虽黄翠凤还能拉着胡琴一曲《荡湖船》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小小的李浣芳也唱得来《长生殿?小宴》中的《天闲云淡》，但新买来的周双玉没几天就出局（出陪酒局），乡下来的赵二宝也好像没经什么培训就挂牌了。打茶围1、出局成了她们业务活动的主要内容。想来是社会环境变化、市场需求骤增所引发的转型与混乱：没有“先生”那么高格了，却还不到“妓女”的程度，还是被用来装点场面、增添声色、文化娱乐，甚至是欣赏爱慕。即使“卖身”也须经过一定的“追求”过程，对象也都较为固定，所谓“做相好”，一做几年是常事。颇有些谈恋爱的意思。

    她们还有一个比较通常随意的名字叫“倌人”，请看这“倌”字：一个人、一个女人，倚之“官”侧；传统戏曲里的女人也都管自己男人叫官人，一声“官人”，不知几婉转酥人；同时这个“官”也可以指其本意，即有权力的人——甚贴，甚妙。

    因为妓院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还兼备有社交场所的功能，到了本书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之下，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找同乡，会朋友，建立圈子及至事业，都少不了到堂子里走走。自“高尚”书寓脱身而出的长三堂子，自然更成了以服务“上等”阶层为主的高级俱乐部，汇聚了诸如土洋官员、大小商人、才子名士及其帮闲帮忙各色精英。长三里做个倌人相好，等于有了个“点”，是商务休闲并装体面之必备。小富商姚季莼本做卫霞仙，他家奶奶——他老婆——跑去卫霞仙书寓“闹事”，被骂将出来，结果姚季莼再不得做卫霞仙，但姚季莼竟也张罗不开了——巴结生意、应酬往来太不方便。最后还是姚奶奶亲自考查选个“老实”的幺二倌人（比长三倌人低一个档次）马桂生让他做。

    长三里能做上个相好并不容易。进门开始——请注意生客若无引荐恕不接待——打茶围三块洋钱——喝喝茶，吃吃瓜子果脯的围盘，聊聊天，坐一坐——除非特别相熟，有品的客人不会为这三块洋钱坐半天，会被鄙视的；出局三块洋钱——当红的倌人应命前去露个脸，唱个曲，代几杯酒就走了，还要转别的局，不是一直陪你吃喝——人家见过世面，受过调教，估计也不大馋；聚丰园叫来的虾仁炒面，沈小红心里不爽还吃不下，拨拉了几根就放下了。

    哦，长三堂子——职业出售个人魅力与恋爱的奇特场所2_张爱玲与《海上花》_连载_读书_虹桥书吧网

    就是这两个数字“三”，张爱玲注释：“像骨牌中的长三，两个三点并列”，所谓“长三”就是这么来的了（而低一个档次的“幺二”收费标准则为打茶围一元，出局两元）。当时三块洋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卫霞仙家请的大姐——小保姆——阿巧，全日制，粗细活儿都干，一月一块洋钱。上好的翡翠首饰十六块洋钱（可以还价到十块）。海归官员王莲生给张蕙贞租的东合兴里cbd核心商住区豪华公寓，一月三十块洋钱。综上，一块洋钱总得相当于今天的一二百人民币了。不知要打多少茶围叫多少局还不一定能做得成相好——人家是“书寓先生”，不是明码标价的。亦商亦官财大气粗的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她还爱答不理（当然她是在吊他胃口，力争卖个更好的价位）。

    做成相好，花头更多。日常下脚（开销），请客摆酒，尤其每逢年节，宣卷（讲经做法事），烧路头（迎财神），更一定要摆酒——给相好“撑场面”，这是必须的。这还要讲到那个著名的怕老婆分子姚季莼做卫霞仙时，卫寓宣卷，他又要招呼客人，又要赶在限定钟点回家报到，忙得着实仓皇狼狈。

    乡下来的土财主李实夫看不惯长三堂子这玩法，说那些客人都是“铲头”（冤大头）——但他长三里也有老熟人，杭州来的大富商黎篆鸿说他是老玩家，鸦片馆伙计介绍他是“长三里惯了”的——显是有过白花了洋钱而没得到“实惠”的经历，受了打击——所以现在他贪便宜去打个野鸡诸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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