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是那样寒冷、高耸和遥不可及。我感到我仿佛在前往月球的旅途中。当我转身继续前行时，我的情绪在不安的猜测和巨大的幸福中稍稍有些安定。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库巴最大、最重要的腾巴车佛教寺院。车巴--一个刚刚作为大本营厨师参加我们探险队的幽默而体贴的夏尔巴人邀请我们拜见”首领”--”全尼泊尔喇嘛的首领，”车巴解释道：”一个非常神圣的人。他昨天才结束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真想--在过去的3个月中他没有说过话。我们将是他的第一批客人。这是很吉利的。” 我、道格还有洛每人给了车巴100个卢比大约两美元去买仪式用的哈达--一种敬献给”首领”的白色丝带。然后我们脱了鞋，由车巴引导来到寺后面一问狭小但通风的房间。

    一个矮小、头顶发亮的胖乎乎的男人盘腿坐在织锦的枕头上，身上裹着勃良第红葡萄酒 颜色的长袍。车巴谦卑地鞠躬，用夏尔巴语和他简单耳语了两句，然后示意我们走上前 来。”首领”一边轮流为我们祈祷，一边将我们买的哈达挂在我们的脖子上。事后他幸福地微笑着，给我们让茶。 ”你们应该戴着这条哈达到山顶去，”车巴用神圣的声音告诉我们，”这将取悦上苍，保佑你们平安。”

    我们不知在这位神灵般的人物、这位古代著名喇嘛的转世面前如何举止，我唯恐无意识 地举动而犯下不可宽恕的错误。当我吁着茶感到烦躁不安时，”首领”从邻近的柜子里拿出一本大大的、装饰华丽的书，然后递给了我。我在我的脏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紧张地翻开书。这是本影集。从影集上看，这位”首领”最近首次访问了美国。这本影集是他此行的一些快照：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和航空航天博物馆前的留影；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莫尼卡码头的留影。 ”首领”开心地笑着，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最喜欢的两张照片是他和影星里查德·吉尔及作家西格尔的合影。

    行程的6天中我们如临仙境。小径引导我们穿过成片的落叶松、矮矮的白禅树、松树和杜鹃等植物，雷鸣的瀑布、迷人的石头花园和涓涓的纫流。地平线上挤满我从孩提时代起就阅读的那些高峰。我们大部分工具都由牦牛和挑山工承担，我的背包里只剩下一件夹克、一些糖果和一架照相机，轻装前进的悠然步伐使我享受到了行走在异国他乡的乐趣 ，我如坠梦境--但这种陶醉感始终不能持续。我还是想起我们的目的地。闪现在脑海中的珠穆朗玛峰的阴影很快使我的注意力又集中起来。

    我们都以自己的步伐前进着，不时在路边的茶馆小恬，或与过路人攀谈几句。我发现我 常与邮政工人道格·汉森和罗布·霍尔的中级向导安迪·哈里斯为伍。安迪--被罗布和他的新西兰朋友称为”赫罗德”的是一个高大健壮的青年。他有一张香烟广告上常出现的英俊而粗犷的脸。在冬天，他被聘作抢手的直升飞机滑雪向导。在夏天，他为在南极洲做地形勘测的科学家工作，或护送顾客攀登新西兰的南部高峰。

    当我们沿路前行时，安迪兴致勃勃地讲起和他同居的女人，一个名字叫作菲奥娜·麦富 森的医生。当我们在岩石上休息时，他掏出一张菲奥娜的照片让我看。她高大，留一头 金色的长发，看上去像运动员。安迪说他和奥娜正在昆士兰州外的山丘上建造一所房子。当正在为房子忙得不亦乐乎的安迪接到罗布首次让他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邀请时，安迪承认，他的感情是喜忧参半的：”离开菲和房子真是件痛苦的事。你知道，我们刚刚上好房顶。但你又怎么能拒绝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呢?特别是当你有机会在罗布· 霍尔这样的人身边工作时。”

    虽然安迪以前从未到过珠穆朗玛峰，但他对喜马拉雅山并不陌生。在1985年，他攀登了海拔21，927英尺的难度很大的乔布奇峰。此山位于珠峰西侧30英里的地方。 1994年秋天，他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菲舍诊所工作。菲舍是一个小村子，位于海拔14，000英尺处、那里风力强劲。我们后来在这里度过了4月4日和5日两个晚上。

    这个诊所是由名为喜马拉雅救援组织的基金会赞助的。诊所主要致力于治疗高山反应引 起的疾病也为当地的夏尔巴人提供免费的医疗和向旅游者普及攀登过快和过猛所隐伏的危险。1973年4名日本旅游者由于高山疾病而在附近地区死亡后建立了这个诊所。在诊所成立前，高山病夺走每500名穿越菲舍的游客中的一至两人的生命。在我们到达菲舍的时候，乐观的美国律师劳拉·齐默正在和她的医生丈夫吉姆·里齐在只有4个房间的诊所里忙碌着。和他们一同工作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名叫拉里· 希尔弗。劳拉强调说，这个惊人的死亡率并不包括攀登事故；受害者都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普通游客”。

    现在，由于普及宣传和诊所义务人员提供的紧急救护，死亡率己被降至每30，000旅游者中不足一人。虽然像劳拉·齐默这样的西方人在菲舍诊所的工作是无偿的，并要自行负担往返尼泊尔的旅费，但这一光荣的岗位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

    1990年，当霍尔首次攀登珠峰时，诊所由出色而自信的新西兰医生简·阿诺德主持。霍尔在上山路经菲舍时遇到了她。霍尔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了。”我问简，等我从珠峰下来后 ，她是否能和我一道出去，”当我们在这个村子度过第一个夜晚时，霍尔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个约会是去阿拉斯加共同攀登麦金利峰。她说好吧?”他们两年后结婚。 199 3年，简·阿诺德和霍尔一同登上珠峰顶。1994年和 1995年，她到大本营做队医。若不是阿诺德怀着她和霍尔的第一个孩子已经7个多月，她今年会重返大本营的。

    星期四是我们在菲舍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晚饭过后，劳拉·齐默和吉姆·里齐邀请霍尔 、哈里斯和我们的大本营总管海伦·威尔顿到诊所喝上一杯并且聊聊天。在那晚的谈话 中，话题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攀登的危险性和向导攀登珠峰上。里奇还清楚地记得谈话 的内容：霍尔、哈里斯和里奇都同意，一场殃及许多顾客的灾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刚刚在前年春天从西藏一侧攀登了珠峰的里齐回亿说，”罗布的感觉是厄运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担心的是 39不得不去救助其它的队伍39，而当灾难真的降临，他肯定会是发生在最危险的山顶的北面一侧”，--即西藏一侧。

    4月6日星期六，从菲舍上行几小时，我们到达了库巴冰河的底部，一条从珠峰南侧伸下来的12英里长的冰河。我希望这条路能成为我们通向峰顶的通道。在海拔16，000英尺处，我们告别了最后一抹绿色。20个在冰河的堆石上肃穆排列着的碑俯视着迷雾笼罩的山谷。这些墓碑，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夏尔巴人。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生活在荒凉而单调的岩石和风雪的世界里。虽然我步履缓慢，但还是感到了高海拔的影响。我开始头重脚轻和气喘吁吁起来。

    这里大部分的路还是被一人多高的冬天的积雪覆盖着。当积雪在下午的阳光下融化的时 候，牦牛的蹄子踏在松动的冰壳上，牲口们打着滚儿。发着牢骚的牦牛把式拍打着他们 的牲口向前赶路。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洛布杰村，并找到一处可以躲避风寒的狭窄而 肮脏的小木屋。

    在靠近库巴冰河边缘的地方，挤着几间摇摇欲坠的低矮建筑。这里住满了夏尔巴人、来 自十多支探险队的登山者、德国旅游者和成群的牦牛。他们都是赶往从山谷向上还有一 天路程的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霍尔说，这种等待是由于不常见的厚厚的积雪造成的。直到昨天，还没有牦牛能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村子里的木屋已被人们住满 。在几块未被雪覆盖的土地上，并排挤着许多帐篷。从下面山丘上来的衣衫褴褛的为各登山队挑运行李的挑山工就露宿在周围山坡上的山洞里和巨砾下面。

    村里的二四个石头茅坑已是粪便四溢。厕所如此让人难以忍受，以至于夏尔巴人和西方 人都在露天的空地上方便起来。一堆堆散发着恶臭的人粪到处都是。

    我们居住的木屋里放着两层可供30多人使用的木台子。我在上面的一层找到了一张空床位。我尽可能将跳蚤从布满灰尘的床垫上抖落，然后把我的睡袋铺在了上面。在附近靠墙的地方有一只靠燃烧干牦牛粪供热的小铁炉子。当气温在太阳落山后降到结冰点以下时，挑山工们便从寒夜中拥到炉子旁取暖。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牦牛粪也不能充分燃烧，所以在这个位于海拔16，200英尺上的氧气不足的小木屋里充满了浓密而刺鼻的烟雾，就好像将烧柴油的汽车的尾气管直通到了屋里。那一夜，我由于两次止不住的咳嗽而不得不跑到屋外呼吸空气。早晨，我的双眼刺痛而且布满血丝，鼻孔里堵着黑色的烟灰。从此我还患上了伴随我整个攀登过程的干咳症。

    罗布计划让我们在洛布杰花一天的时间适应气候，然后完成到大本营的最后六七英里的 路程。我们登山队的夏尔巴人已在几天前到达了大本营，以便为我们整理好营地并在珠 峰下部的山坡上开辟一条路线。然而在4月7日晚上，一个人带着从大本营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洛布杰：罗布雇佣的年轻夏尔巴人丹增掉入了冰河裂缝中15 0英尺的地方。另外4名夏尔巴人已将他拖了出来，但他伤势很重，可能跌断了大腿骨。面如死灰的罗布宣布，他将和麦克·格鲁姆在黎明时分赶往大本营以帮助救护丹增。”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他继续说道，”剩下的人必须呆在洛布杰，直到情况得到控制 ”

    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当时丹增正和另外4名夏尔巴人在一号营地之上的库巴冰河较平缓的一段上勘察路线。5 个人很明智地排成了一列，但却没有使用绳索--这是严重违反攀 登规则的做法。丹增紧紧跟在4人身后，即使当他踩上那块掩盖着裂缝的冰块时，也是踩在前一个人的足迹上。他还未来得及呼救，就已像石头般坠人冰河腹中。

    在海拔20，500英尺处，直升飞机救援困难重重。稀薄的空气无法为直升机的螺旋桨提供着陆和起飞所需的足够支持力，甚至飞机在空中盘旋都是危险的。基于这种情况，在从库巴冰河至大本营这段垂直距离为3，000英尺的路程中，丹增必须由人力护送，而这段路程又是整个登山路线中最陡峭、最危险的一段。将丹增活着送到山下需要群策群力。

    罗布一贯牵挂为他工作的夏尔巴人的安危。在我们小组离开加德满都之前，他让我们全 体就座，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严肃的有关如何向我们的夏尔巴队友表示感激和尊重的课 。”我们雇来的夏尔巴人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他告诉我们，”他们辛勤工作只是为了 赚取在我们西方人眼中为数不多的报酬。我希望你们记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没有 任何可以爬珠穆朗玛峰的可能。我再重复一遍：没有夏尔巴兄弟的帮助，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攀登珠峰。”

    在后来的一次交谈中，罗布提到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探险队领队对他们的夏尔巴雇员 漠不关心的做法是应受到指责的。在1995年，一名年轻的夏尔巴人葬身珠穆朗玛峰。罗布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夏尔巴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情况下被允许攀登高山。我认为阻止类似事件发生是我们这些组织者的责任。”

    去年，一个美国向导探险队雇用了一个叫卡米的夏尔巴男孩帮厨。这个二十一二岁、身 体健壮且雄心勃勃的男孩请求美国人允许他以一名夏尔巴攀登者的身份在高空工作。虽 然卡米没有任何攀登经验，也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但为了答谢他的热情和奉献精神 ，几个星期后，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从22，000英尺到25，000英尺处的常规路线是一道名为”霍泽之脸”的陡峭而危险的冰 坡。作为一种安全保护，探险队通常在冰坡上由下至上系一系列的绳索。攀登者在攀登 时应在自己和固定的绳索之间系一条安全链。卡米，这个年轻、过分自信而又缺乏经验 的男孩认为系链于绳索之上的做法大可不必。一天下午，当他背着担子攀登”霍泽之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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