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德尔的巨大骗行立刻成了国际丑闻。英联邦报纸的头版争相报导。当这些负面报导反馈到伍德尔耳中时，这位妄自尊大的领队对批评不屑一顾，并将他的探险队与其它探险队尽量隔离开来。他不顾曾与《星期日时报》签署过作为商业赞助的回报而允许两名记者始终跟随探险队的合同而驱除了记者肯·弗农和摄影记者里查德·肖里；而对这一条款的违背被视作对整个合同的撕毁。

    《星期日时报》的编辑肯·欧文当时正和他的妻子在前往大本营的度假中。这次度假特意安排得与南非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行程相一致，并由伍德尔的女朋友，一名年轻的叫作亚历山大·高迪恩的法国女人领路。在菲舍，当欧文得知伍德尔已赶走了他的记者和摄影师时，他大吃了一惊。欧文给领队写了一张便条，解释说报社无意让弗农和肖里撤回，并已命令他们重返探险队。当伍德尔接到这张字条时，他大发雷霆，然后从大本营冲到菲舍找欧文理论。

    按照欧文的叙述，在后来的冲突中他直截了当地问伍德尔，迪索的名字是否在名单之上。伍德尔回答说：”这不关你的事。” 当欧文指出迪索只不过是用来”制造南非主义假象的一个黑人幌子”时，伍德尔威胁要杀掉欧文和他的妻子。这位过度兴奋的领队曾一度扬言：”我要把你的脑袋扯下来敲你的屁股。”

    此后不久，记者肯·弗农返回南非大本营。他通过罗布 ·霍尔的卫星传真发出了第一份报导。当时迎接他的只有奥多德小姐写着”不欢迎”的冷酷面孔。弗农后来在《星期日时报》上写道：

    我告诉她，她没有权力禁止我进入由我的报社支付费用的营地。当我进一步同她理论时，她说是按伍德尔先生的指示行事。她说肖里已被赶出帐篷，我应该步其后尘，以免在这里得不到食物和安身之所。我的双腿由于长途跋涉仍在颤抖。在我尚未决定继续斗争还是离开之前，我请求她能给我一杯茶。”没门，”她回答说。奥多德小姐走到登山队的夏尔巴人负责人汪多吉面前高声说道：”这是肯·弗农。我们给你提到过的人之一。

    他不能得到任何帮助。”汪多吉是一个坚强而耿直的男人。我曾和他共饮过几杯浓郁的地方饮料。我看着他说：”难道连一杯茶也不可以?”出于信任感和夏尔巴人热情好客的传统，他看了看奥多德小姐，说”胡扯”，然后抓住我的胳膊，将我拉到帐篷中，为我端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和一碟点心。

    在被欧文形容为与伍德尔在菲舍的”不寒而栗的交锋” 之后，这位编辑”被说服了…… 探险队的环境令人发指。《星期日时报》的记者肯·弗农和里查德·肖里会有生命危险 ”。欧文因此指示弗农和肖里返回南非。报纸刊出一条声明，宣布其将中止对探险队的资助。

    因为伍德尔已经接到报社的现金，所以这一行动纯属是象征性的，对他在山上的行为毫无影响。事实上，即使在接到曼德拉总统请求为了国家利益而缓解矛盾的信后，伍德尔仍拒绝放弃探险队领队的资格或做任何形式的让步。伍德尔固执地坚持攀登珠峰的行动仍在他的领导下按原计划进行。

    在探险队解散后回到凯普镇的法布雷尔表现出无比的失望。”可能我太天真了，”他用沉稳而伤感的语调说，”但我痛恨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长大。与安德鲁和其他人共攀珠峰是表明旧时代已被打破的伟大象征。伍德尔对新南非的诞生漠不关心。他利用民族的梦想满足私欲。离开探险队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痛苦的决定。”

    随法布雷尔、哈克兰德和德·克勒克的离去，登山队的队员中除只是被列在名单之上而自己雇佣夏尔巴人的法国人雷纳以外，没有人具备丝毫的攀登经验。德·克勒克说，他们中至少有两人”竞不知如何装上冰爪”。

    独行的挪威人、台湾人，特别是南非人经常成为霍尔营帐里的讨论话题。”山上有这么多不能胜任的人，”4月底的一个夜晚，霍尔愁眉不展地说，”我想这个季度的攀登不会是风平浪静的。”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to th air）第八章

    我怀疑是否有人承认他能享受在高海拔的生活。享受，指的是这个词的通常意思。虽然进程缓慢，但从艰难的攀登中可以得到一种冷酷的满足。当这点安慰也不复存在时，人们要在高海拔的极端肮脏的营帐里熬过大部分时光。吸烟是不可能的，进食使人呕吐；将行装减至最小负荷的要求使除印在食品罐头上的文字之外的印刷品成了非分之想。沙丁鱼油、浓缩牛奶和蜜糖酒得到处都是。除了在不常见而转瞬即逝的美学情绪中之外，人们通常没有什么可欣赏的。帐篷中只有凄凉的混乱和脱皮而胡须丛生的同伴的脸。 --幸运的是风声通常能淹没笨重的喘息声。最糟糕的是处理紧急情况时表现出的无助和无能。我过去努力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一年以前我对参加这个探险的想法感到毛骨愤然，当时这还被看作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海拔对大脑有着对身体同样的毁坏作用：人的智商变得贫乏而迟钝。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尽快结束这折磨人的工作而下到一个更具理性的地方。

    -- 埃里克·希普顿 摘自《在那座山上》

    4月16日，星期二，即将破晓之前，我们在大本营休整了2天之后向冰瀑前进，由此开始我们第二次适应气候的远足。当我紧张地沿咆哮的冰道蜿蜒前行时，我注意到我的呼吸已不像第一次冰河之旅时那样粗重；我的身体已开始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了。但我对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恐惧丝毫也没有减弱。

    我曾希望那个巨大的悬挂于19，000英尺处被费希尔队伍中的某个家伙叫作”捕鼠器”的冰塔已经崩塌，但它仍不稳定地站立着，甚至更加向前倾斜。我又一次在血管的血流加速中和冰塔的恐怖阴影下急速攀登。当我到达冰塔顶部时，我双膝跪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并因血管中产生的大量的肾上腺素而哆嗦不止。

    在第一次适应气候的远足中，我们在返回大本营前只在1号营地逗留了不到1小时。这一次，罗布计划让我们在1号营地度过星期二和星期三两个夜晚，然后继续攀登至2号营地，并在那里再过3个夜晚。

    早晨9点，当我到达1号营地时，汪多吉，我们的攀登队长，正在冻得坚硬的雪坡上为我们挖掘搭帐篷用的平台。他29岁，身材消瘦，五官清秀。他的性格内向而喜怒无常，有着惊人的体力。当我等待队友到来时，我抬起一把锋利的铁锨，和他一起挖起来。不到几分钟，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坐下来休息，这引得夏尔巴人一阵哄堂大笑。”你感觉不行了吗，乔恩？”他嘲笑道。”这里只是1号营地，6，000 米。这里的空气还是很厚的。”

    汪多吉来自海拔13，000英尺的有着石砌房屋和排列于崎岖山坡上的土豆梯田的地方。他的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夏尔巴人。为了让孩子拥有卓越的攀登技巧，他在孩子幼年时期就传授给他攀登的基本知识。在汪多吉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由于白内障失明了。小汪多吉被迫辍学而开始为生计奔波。

    1984年，当汪多吉为一群西方旅游者做帮厨时，他引起了一对加拿大夫妇--马里恩·博伊德和格雷姆·尼尔森的注意。博伊德说，”我想念我的孩子。当我逐渐与汪多吉熟悉以后，他使我想起我的小儿子。汪多吉聪明、充满好奇心、有求知欲，善良得近乎天真。他每天在高海拔的地方背着巨大的行李并流着鼻血。”

    在征得江多吉的母亲的同意后，博伊德和尼尔森开始在经济上援助这个年轻的夏尔巴人，以使他返回学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人学考试（为进入埃德蒙德·希拉里先生在库巴创建的地方小学）。他身材矮小。我和校长及另外4名教师挤进一间小屋里。汪多吉站在中间，努力地从他以前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残存记忆中搜索着。我们都汗流浃背的……他被录取了，但被告知要与小孩子们一起上一年级。”

    汪多吉成了一名胜任的学生。在他接受了相当于八年级的教育后，重新返回攀登和旅游业。

    博伊德和尼尔森曾数次返回库巴。他们见证了汪多吉的成长过程。”当他第一次能获得充分营养时，他开始长得高大而强壮。”博伊德回忆说，”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在加德满都的游泳池学会了游泳。他在25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且对麦当娜的音乐着了迷。当他第一次将礼物--～条精心挑选的西藏地毯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们意识到他真正长大了。他希望成为施与者，而不是接受者。”

    当汪多吉作为一名强壮而机智的登山者的美名在西方登山者中传播开来的时候，他被提拔到领队的位置。1992 年，他在珠穆朗玛峰上为罗布·霍尔工作。截止到霍尔 1996年探险活动开始的时候，汪多吉已3次登上峰顶。带着敬意和明显的好感，霍尔称他为”我的左膀右臂”，并几次表示汪多吉对我们探险队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我的最后一个队友疲惫地走进1号营地时，太阳依然当空照耀着。但到中午时分，从南面吹来了一朵云团。到3点钟的时候，浓密的云团在冰河上空翻滚着，雪片带着愤怒的咆哮疾打在帐篷上。暴风雪肆虐了一整夜。清晨当我爬出与道格共住的帐篷时，l英尺厚的新雪覆盖了冰河。十几处崩塌的冰雪顺陡峭的山壁呼啸而下，但我们的帐篷却安然无恙。

    4月18日，星期四的破晓时分，天空已变得晴朗。我们收拾好行装，踏上前往2号营地的旅程--一段548米或者说1，700英尺的垂直距离。路线将我们带到西谷的缓坡之上。这里是世界上最高的封闭峡谷，是由库巴冰河在珠穆朗玛峰山丘腹地挖出的一块马蹄形的狭谷。纳泽的 25，790英尺的壁垒形成了西谷的右边山墙，而珠穆朗玛峰的巨大的西南面构成了左边山墙。宽阔而高耸的”霍泽之脸”的冰躯在它的顶部隐约可见。

    当我们从1号营地出发时，寒冷的气温将我的手变成了一双僵硬而令人疼痛的爪子。当太阳的第一缕射线照在冰河上时，西柱的冰墙像一只巨大的太阳能炉子吸收并扩散着热量。我突然变得汗流浃背。我担心曾在大本营袭击过我的偏头痛再次发作。我脱掉衣服，只穿了条长内裤，并在棒球帽里塞了一把雪。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我很苦而沉稳地顺冰河而上，偶尔停下来喝些水，或当雪融化在我乱蓬蓬的头发上时，再往帽子里塞上一把积雪。

    在海拔22，300英尺处，我由于酷热已感到眩晕。我在小路旁撞见一个裹在蓝色塑料布里的庞然大物。我的因海拔而变得迟钝的大脑用了一二分钟才判断出这是具尸体。由于受到惊吓和干扰，我足足盯了它几分钟。夜晚，当我向罗布问及此事时，他不敢肯定地认为遇难者是位死于3年前的夏尔巴人。

    位于海拔22，300英尺处的2号营地包括120间帐篷。它们散落在冰河边缘两侧的光秃秃的岩石上。在这里，海拔高度变成一股邪恶的力量，使我感觉如同在受烈性红酒的折磨。吃饭和阅读让人感到痛苦不堪。在后来的两天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用手捂住脑袋躺在帐篷里，尽量将身体错缩成最小的体积。星期六感觉稍好的时候，为了进行练习以加快适应气候，我顺营地向上攀登了1，000英尺。然而在那里，在距离主路50码的西谷的顶部，我在积雪中撞见了另一具尸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尸体的下半身。衣服的式样和老式的皮靴说明遇难者是个欧洲人。他的尸体至少在山上已躺了10至15年了。

    第一具尸体使我在数小时内惊魂未定，而遭遇第二具尸体的恐惧却转瞬即逝了。没有蹒跚而过的登山者会长久地注视这些尸体。山上仿佛有着一种默契--人们假装这些干枯的残骸不是真实的。事实上，我们无人敢承认我们是在用什么作赌博的筹码。

    4月22日星期一，从2号营地返回大本营的第2天，我和安迪·哈里斯踱到南非营地去探望他们的队员，并想得到一些有关他们为何遭到舆论唾弃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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