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从我们的帐篷顺冰河下行15分钟便可到达他们坐落于冰河碎片上的营地。尼泊尔和南非的国旗，以及柯达、苹果电脑和其它一些赞助商的广告标志在两支高高的铝制旗杆上飘扬着。安迪将脑袋探进他们的大帐篷，微笑地招呼道：”喂，你好，有人吗？”39

    原来伊恩·伍德尔、卡西·奥多德和布鲁斯·赫罗德正在从2号营地返回的路上，但伍德尔的女朋友高迪恩和他的弟弟菲利浦在营帐中。帐篷里还有一位兴奋的年轻女人，她自称德尚恩·迪索。她即刻邀请我们进帐饮茶。这3名队员似乎与伊恩应受谴责的行径和队伍即将解体的谣传毫无关系。

    ”那天我第一次尝试了攀冰，”迪索热情地介绍说，用手指着附近的一座冰塔，那里有几支探险队的队员正在练习攀冰技巧。”这真令人兴奋。我想过几天就登上冰布。39我本想向她询问伍德尔的欺骗行为和她得知未被允许攀登珠峰后的感受，但看到她如此兴奋和天真，我也觉得索然无味了。闲谈了对分钟后，安迪向包括伊恩在内的整支队伍发出邀请，请他们当晚 ”到我们的帐篷里喝上几杯”。

    当回到营帐时，我发现罗布、卡罗琳、麦肯齐医生和斯科特·费希尔的医生英格里德·亨特正在和位于山上的某人通过无线电进行着一场颇为紧张的对话。早晨，当费希尔从2号营地下到大本营时，他在海拔21,000英尺处看到他雇佣的夏尔巴人托切正坐在冰河上休息。托切是来自罗威岭峡谷的38岁的攀登老手。他长着稀疏的牙齿而且心地善良。他连续3天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拖运行李和干其它杂活，但他的夏尔巴同伴都抱怨说他总是坐着而不干分内的事情。

    当费希尔询问托切时，他承认自己已有两天感到虚弱、摇摇晃晃和呼吸困难。费希尔命令他立即返回大本营。但夏尔巴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因素使得许多男人不肯承认身体上的虚弱。夏尔巴人是不应该得高山病的，特别是那些来自以强壮的攀登者而闻名的罗威岭的男人。更有甚者，那些公开承认患病的人将在未来的登山活动中被列入黑名单。基于以上原因，托切无视费希尔的要求，不但没有下山，反而向上，行至2号营地过夜。

    当托切于傍晚时分到达营地时，他已神志不清，如醉汉般跌跌撞撞，并且咳着粉红色的带着血丝的泡沫。这些症状表明他得了严重的高山肺水肿，或称hape一种主要由于攀登过高、过快而使肺部充水的致命疾病。治疗 hape的惟一有效方法是迅速下山；如果病人在高海拔处停留时间过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从大本营向上攀登时，霍尔总是坚持让队员们呆在一起，并由向导尾随其后。然而费希尔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在适应气候阶段应给队员充分的自由去独立上山、下山。所以当托切被发现病重时，除了费希尔的四名队员--戴尔克鲁泽、皮特喀恩宁、克利夫·舍恩宁和蒂姆·马德森之外，没有向导在场。营救托切的任务落到了克利夫·舍恩宁和马德森的肩上。马德森是一名33岁的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巡逻员。在这次探险活动以前，他从没有到过高于海拔14，000英尺的地方。这次他是被女友劝说参加探险队的。他的女友是位老练的喜玛拉雅攀登者，叫作夏洛特· 弗克斯。

    当我走进霍尔的帐篷时，麦肯齐医生正通过无线电与 2号营地的人对话，”给托切一些利尿剂、地塞米松等…，·· 是的，我知道这很冒险。但无论如何也要给他……我跟你说，在我们将他运下山之前，他死于hape的危险要比服用血压降低药物的危险大得多。求求你了，请相信我！给他服药！快！”

    然而当时没有一种药对托切起作用，就连吸氧和将他放置在伽莫夫袋子里也无济于事。这种袋子是一个类似棺材大小的充气塑料房子。房子里的气压被升至与低海拔相近的数值。当日光渐渐消退的时候，舍恩宁和马德森用伽莫夫袋子做雪橇，吃力地将托切向山下拖去。这时，向导尼尔·贝德曼和一队夏尔巴人正急匆匆地从大本营出发去迎接他们。

    太阳落山的时候，贝德曼在冰布的顶部接替了营救托切的任务，并让舍恩宁和马德森返回2号营地以继续适应气候。患病的夏尔巴人的肺里充溢着液体。贝德曼回忆说：”他呼吸时的声直听起来像从杯底吸奶昔。在冰布上下到一半地方的时候，托切摘下氧气罩，将手伸到进气口的旋钮处擦了擦上面的鼻涕。当他将手伸出来的时候，我将头灯照在他的手套上。他的手套因为碰到了氧气罩上的血而变成了粉色。然后我又用灯照了照他的脸，他的脸上也满是血水。”

    ”我的目光与托切的目光相遇时，我看出他非常害怕，” 贝德曼继续说，”我急中生智，俯下身去告诉他血是从他嘴唇上的一个伤口流出的。他稍稍镇定了一下。我们继续下 山。”为了避免托切由于扭动身体而使病情恶化，贝德曼几次将病重的夏尔巴人背在身上。当他们到达大本营时，时间已过午夜。

    第二天早晨，费希尔考虑叫一架直升飞机将托切从大本营运送到加德满都。这一举动要耗资10，000美元。费希尔和亨特医生都自信地认为这个夏尔巴人的病情会因为从2号营地降低了3，700英尺后而迅速得到好转--因为下降3，000英尺就足以使hape得到恢复。最后，托切不是被飞机而是被人力护送下山谷的。然而刚刚离开大本营后，托切就瘫软下去而被送回”疯狂山峰”的营地接受治疗。他的病情继续恶化。当亨特试图将他送回伽莫夫袋子里时，托切拒绝了。他不承认自己得了hape或者任何高山病。这时，无线电呼救信号传到美国医生吉姆·利奇那里。这位声名显赫的高山反应病专家那年春天正在菲舍主持喜玛拉雅救援组织诊所的工作。他被要求迅速赶至大本营参加救护托切的工作。

    此时费希尔正在赶往2号营地去接马德森下山。马德森在帮助托切下山的过程中被消耗得精疲力竭并表现出一些轻微的hape症状。由于费希尔的缺席，亨特只得与大本营的其他一些医生商量对策，并做出了～些至关重要的决定。据她手下的一名医生观察，”英格里德已无计可施了”。

    25岁左右的亨特刚刚结束大众医疗专业的高级实习期。她虽不是名登山者，但却在西尼泊尔的山脚下做过大量的义务救护工作。她没有治疗高山反应方面的经验。她几个月前在加德满都邂逅了刚刚得到通行证的费希尔。费希尔邀请她以队医和大本营主管的双重身份加入他的即将开始的珠穆朗玛峰探险。

    虽然亨特在1月份曾致信给费希尔表达了她喜忧参半的思想感情，但亨特还是接受了这份无偿的工作，并于3月底到达了尼泊尔，满腔热忱地为探险队的成功贡献着力量。但同时管理大本营和满足万名队员的就诊需要显然比她想象得更复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罗布·霍尔支付了两名富有经验的全职工作人员--队医卡罗琳和大本营主管海伦·威尔顿来做亨特一人在无报酬情况下所做的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在大本营的大部分时间里，亨特由于无法适应气候而受到剧烈的头痛和呼吸急促的折磨。

    星期二，当托切瘫软着被送回大本营时，虽然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但仍没有戴着氧气罩，因为他固执地坚持他没有生病。当晚7时许，利奇医生从菲舍赶到，指出要立即以最大可能给托切输氧并叫直升飞机。

    此时，托切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呼吸极为困难。原订在4月24日星期三早晨进行的直升飞机援救由于暴风雪的肆虐而取消了。托切被装进一个篮子里，在亨特的照顾下，由夏尔巴人背着赶往菲舍。

    当重病的夏尔巴人经过24小时的旅程于星期三夜晚到达菲舍诊所时，虽然海拔已降至14，000英尺（这里的海拔实际上比他生长的地方还要低），但他的病情仍然在恶化。亨特不顾托切的意愿而强行将他放人伽莫夫袋子。由于没有认识到充气室的治疗作用和对其产生的恐惧感，托切请求在被关进幽闭恐怖的空间之前能见到一名佛教喇嘛，并允许将他和祈祷书一起放入袋中。

    为使伽莫夭袋子正常工作，外面的人要不断地用脚泵向室内输入新鲜空气。到星期三晚上，亨特由于对托切48 小时的不间断照顾而精疲力竭，她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托切的几个夏尔巴朋友。当她打吨儿的时候，一名夏尔巴人透过袋子的塑料窗注意到托切口吐白沫，显然已停止了呼吸。 亨特被这一消息惊醒，立即拉开袋子。她一边进行心肺复苏，一面叫来在菲舍志愿工作的拉里·西尔弗医生。西尔弗向托切的气管内插入了一支管子并通过人造橡胶泵向他脉中吹送空气。在托切的大脑处于无氧状态4至5分钟后，他又开始呼吸了。

    两天以后，即4月26日星期三，天气最终使直升飞机救援成为可能。托切被送至加德满都的医院。那里的医生认为他的大脑已受到严重的损伤。托切的状况比植物人稍强一些。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日渐樵伴，盲然地盯着天花板，双臂在身体两侧紧紧地蟋缩着，肌肉萎缩，体重降到不足80磅。到6月中旬，托切去世，抛下在罗威岭的妻子和4个女儿。

    奇怪的是，珠峰上的攀登者对托切困境的了解竟比成千上万远离山峰的人们还要少。外界的信息是因为因特网的存在。而因特网对我们这些在大本营的人来说无疑是超现实的。例如，一名队员可能通过卫星电话与在新西兰或者密执根的正在浏览国际互联网的家人打电话以获得有关南非人在2号营地的一些消息。

    因特网上至少有5个网址刊载来自喜玛拉雅大本营的记者约稿。南非队和默尔·道夫国际商业探险队都拥有自己的网址。新星--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在网上提供来自莱索·克拉克和著名珠峰历史学家、麦吉利夫雷自由人iax探险队成员奥德纳·萨尔科德的每日更新的特写文章。（由获奖制片人和专业登山者大卫·布里歇尔斯领队。他曾在1985年向导迪克·巴斯登上了珠穆朗玛峰。i－ ax探险队当时拍摄了一部耗资55万美元的关于登山的宽银幕电影。）斯科特·费希尔的探险队里至少有2名记者为2家相互竞争的网址撰写新闻。

    费希尔队伍中的记者珍妮·布罗米特每日通过电话给《公界在线》提供报道。但她不是顾客，因此未被允许攀登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而费希尔队里的另一名因特网记者计划一路随队登临山顶，并且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交互式媒体做每日新闻报道。她的名字叫桑迪·皮特曼。珠峰上没有人可望其项背，也无人能招来与她同样多的谣传。

    皮特曼是一位附庸风雅的百万富翁登山者。这是她攀登珠峰的第三次尝试。这一年她无比坚定地要登临峰顶以完成她令人瞩目的7峰攀登计划。

    皮特曼在1993年参加了一支向导探险队，试图从南山口和西南脊登顶。当她带着9岁的儿子博和保姆出现在大本营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皮特曼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她只到达了海拔24，000英尺的地方就返回了。

    皮特曼在1994年第二次到达珠峰。这一次她筹集了25万美元的赞助以确保支付北美最出色的登山家们与之同行：布里歇尔斯（他当时与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签约，为其拍摄这次登山活动）、史蒂夫·斯温森、巴里·布兰查德和亚历克斯·洛。洛--这位颇有争议的前著名攀登多面手被高薪聘为桑迪的私人向导。这四个男人事先在珠峰的西藏境内一侧的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将部分绳索捆好。凭借洛的大力帮助，皮特曼沿固定好的绳索攀登到海拔22，000英尺的地方，但在到达顶峰前又一次被迫放弃。这一次是由于状态不稳定且危险的积雪使整支队伍偃旗息鼓了。

    我在前往大本营的路上偶然遇见皮特曼，我们以前从未谋面，虽然我对她耳闻已久。1992年，《男性杂志》派我同詹恩·温纳一道撰写一篇有关驾驶哈雷摩托车从纽约到旧金山的报道。詹恩·温纳是《滚石》、《男性杂志》和《我们》等出版物的出版商，富有而具传 奇色彩。他的几位有钱的朋友中包括罗卡·西尔、皮特曼的兄弟和她的丈夫鲍勃·皮 特曼，音乐电视的合伙创始人之一。

    詹恩借给我的是一辆声音刺耳、镀着铬、黄外壳的大摩托车。旅程令人毛骨悚然，而我的有钱伙伴们倒也十分友好。但我与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我无法忘记自己是詹恩雇来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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