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口的风实际上比撕扯峰顶的风更猛烈。这并不奇怪。在早春，经久不息的飓风吹过山口，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当邻近斜坡被积雪覆盖时，这地方却依然是岩石和冰块裸露的原因。这里一切没有结冰的东西都被吹落到西藏一侧了。

    当我走进4号营地时，6位夏尔巴人正在时速为50节的暴风雪中奋力搭起帐篷。为了帮助他们，我把帐篷固定在一些被丢弃的氧气罐下，而将这些氧气罐楔入我所不能搬动的岩石下面。后来，我躲进帐篷等待我的队友，并暖和我那快冻僵的手。

    午后，天气更恶劣了。江布--费希尔的夏尔巴人队长，表示可承担80磅的重量前进，其中约30磅物件是卫星电话及其配套的计算机部件：桑迪．皮特曼准备从海拔26，000英尺处向因特网传送跟踪报道。我的最后一名队友在下午4时30分到达，而费希尔队伍的最后到达者则更晚。这时，猛烈的暴风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黑时，那些黑山人返回山口报告说，顶峰仍然上不去，他们已经返回到希拉里台阶的下边。

    对于计划在5小时内出发的我们，恶劣的天气和黑山人的失败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兆头。大家一到达山口就钻进自己的尼龙睡袋里休息起来，风拍打帐篷的好似机关枪的哒哒声和对未来的忧虑使大多数人毫无睡意。

    我和斯徒尔特．哈钦森--年青的加拿大心脏病学家，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罗布、福兰克、麦克．格鲁姆、约翰． 塔斯基和南比在另一个帐篷。洛、贝克．韦瑟斯、安迪．哈里斯和道格．汉森在第3个帐篷。当洛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掩体内瞌睡时，一个陌生的喊声从大风中传来：”快让他进来，否则他会死在外面的！”洛拉开帐篷门的拉链，顷刻，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瘫软在地上，他是布鲁斯．赫罗德--37 岁的和蔼可亲的南非队副领队，也是该队中惟一持有登山运动证书的队员。

    ”布鲁斯的情况很糟，”洛回忆道，”他失控地哆嗦着，神志不清，基本上不能自理。他体温非常低，几乎不能讲话。显然，他的队友们正在山口的什么地方或正在来山口的途中，但他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怎样能找到他自己的帐篷。我们让他喝了些水，尽量使他暖和起来。”

    道格的情况也不好，”道格的气色不好，”贝克回忆说， ”他抱怨已经有几天没有睡觉和吃东西了。但他决意到时用皮带束住装备攀登，这令我担忧，因为我非常了解他，那就是他曾经到达了顶峰下300英尺的高度后又不得不返回。他为这个问题整整苦恼了一年。我的意思是说，这苦恼每天都在折磨着他。很显然，他不愿又一次被拒绝。他坚持向顶峰挺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晚有50多人在山口宿营。在并排搭起的帐篷里，人们身体靠在一起，然而一种奇特的孤独感像幽灵般盘旋在空中。狂风的轰鸣声使帐篷间的通话成为不可能的事。在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地方，我感到在感情上、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与周围的队友们隔绝开了。这是我以前在任何探险队里从来没经历过的。我很悲哀地意识到：我们仅仅在名义上是一支队伍。虽然我们几小时后将会作为团体离开营地，但登山时我们将作为个体去行动。没有绳索把我们连结起来，也没有忠诚感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每个人都将为他或她自己而行事。我也不例外：比如，我真诚地希望道格登上顶峰，但如果他中途返回，我也要尽全力继续前行。

    从另一角度讲，这种意识令人沮丧。但由于我对天气情况的专注，因而没有对此做更近一步的思考。如果风势不减弱，登临顶峰便毫无可能。在上一周，霍尔的夏尔巴人已经在山口储存起重363磅的55瓶氧气。这虽然听起来不少，但只够满足3个向导、8名队员和4个夏尔巴人使用。计量器的指针飞快地旋转：甚至我们躺在帐篷里时也在消耗宝贵的氧气。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摘掉氧气罩，在这儿呆上24小时：可这样做之后，我们则必须面临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选择了。

    说来也怪，下午7时30分，大风突然停止了。赫罗德爬出了洛的帐篷，踉踉跄跄地去寻找队友们了。当时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但几乎没有风：登临顶峰的绝好条件。霍尔有着超常的直觉：看来他已经将我们的时间规划好了。

    ”斯徒尔特，”他在隔壁的帐篷里喊道：”看来我们要继续干了，小伙子们。准备好，活动活动，11点半出发。”

    我呷了口茶，准备好用具。没有人多说什么。为了这一刻的到来，我们已经饱受折磨。像道格一样，我自两天前离开2号营地以来，几乎没吃什么，也没有睡觉。每次一咳嗽，撕裂胸骨的疼痛像有人拿小刀戳我的肋骨，痛得我直流泪。但是要突破顶峰，我知道，除了不顾病痛坚持攀登外，别无选择。

    午夜前25分钟，我系好氧气罩，打开头灯，开始在黑暗中攀登。霍尔的队伍共有15人：3名向导，8位队员，4个夏尔巴人。其中包括汪多吉和吉里、阿旺诺布和卡米。霍尔指示另外两个夏尔巴人阿里塔和楚墩留在帐篷里待命，以备救援之用。

    ”疯狂山峰”登山队包括：费希尔、贝德曼和布克瑞夫3 名向导；6名夏尔巴人和6名队员夏洛特．福克斯、蒂姆．马德森、克利夫．舍恩宁、桑迪．皮特曼，莱宁．甘默尔盖德和马丁．亚当斯。他们在我们出发后半小时也离开了南山口。江布原打算只派5名夏尔巴人随队攀登顶峰，留下两名夏尔巴人在南山口待命。但是，他说：”斯科特心血来潮，告诉我的夏尔巴人说 39你们都可以上顶峰39。”最后，江布背着费希尔命令一位夏尔巴人，即他的表弟”大”潘巴留在了营地。”潘巴对我发怒了，”江布说，”但我告诉他，39你必须留下，否则我再不会给你安排工作。39这样他就留在了4号营地。”

    在费希尔离开营地之后，”马卡鲁”和两个夏尔巴人也上路了--这公然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即台湾人不在我们攀登峰顶的同一天攀登。南非人原打算也向山顶进发，但从3号营地到南山口的攀登已使他们精疲力尽。他们现在甚至钻不出帐篷了。那天夜里，共有33名队员启程向山顶进发。我们是作为3支独立的探险队离开南山口的，但我们的命运已经开始交错在一起了，而且，随着每一米的推进，我们的命运将被捆绑得越来越紧。

    夜晚有一种凄凉的、梦幻般的美。密密麻麻的星星被涂抹在冷酷的夜空里。一轮凸月从海拔27，824英尺高的马卡卢峰的山肩上升起。月光沐浴着我靴下这块闪着冥光的斜坡，因而无需头灯的照亮。在遥远的东南方，巨大的雪暴云在飘流，橙蓝色的闪电照亮了天空。

    离开山口3个小时后，福兰克就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他离开队伍，转身返回了帐篷。他的第4次攀登珠峰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这之后不久，道格也走出了队伍。”当时他在我前面一点。”洛回忆道，”突然他出了列，就站在那儿。当我走到他旁边时，他告诉我他很冷，感觉不舒服。接着便朝下走。”那时，罗布正在后面扫尾。他追上了道格，和他进行了一会儿简短的对话。没人从旁边听到对话的内容，因此也无人知晓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最后的结果是，道格归队继续前进。

    离开营地的前一天，罗布集合全队人员坐在进餐的帐篷里听他讲话。他讲到了在攀登顶峰时听从他的命令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将不会容忍各行其事，”他直截了当地盯着我，”我的话将是绝对的法律。如果你们对我的某个决定有意见，我乐意以后与你们商量。但在山上时是绝对不行的。”

    这种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是罗布有可能在到达顶峰前让我们返回。但他还有一个特别担心的问题：在适应气候的后期，他给了我们少许自由行事的权力，比如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步速前进。霍尔有时允许我在队伍前面二三个小时的地方。然而他现在强调，在登山的上半天内，大家必须保持较近的距离。”直到我们都到达了东南脊的顶部，”指的是在海拔27，600英尺处的一个被称为”平台”的呷角处， ”大家必须保持100英尺的间距，这是十分重要的。天黑也要继续爬。我要求向导们能与你们保持较近的距离。”

    在5月10日黎明前几个小时的攀登中，我们这些步速较快的队员被迫数次停下来，在刺骨的严寒中等待最慢的队员赶上来。有一次，我和麦克．格鲁姆、汪多吉在一块冰雪覆盖的岩石上坐了45分钟，等待其他队员到来。我们冻得直哆嚷。大家拍手跺足以防冻伤。但是，对时间的浪费甚至比严寒对我们的打击更令人难以忍受。

    凌晨3时45分，麦克说我们在前面的走得太远，需要停下来再等一等。我将身体抵在一块页岩上，尽量躲避从西边吹过来的寒风。我向下面的险坡望去，试图识别出那些在月光下正向我们缓慢移动的登山者们。等他们走近了一段，我已看出费希尔的一些队员已经赶上了我们。霍尔的队伍、疯狂山峰队及台湾人现已混杂成一支长长的、断断续续的队伍。后来，一件奇怪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下面65英尺处，一个身着黄色羽绒服的高个儿被一个身材小得多的夏尔巴人用一根3英尺长的细绳拉着走。那夏尔巴人没带面罩，正大口喘着气。他正在拖着他的伙伴上斜坡，就像马在拉犁。当这古怪的一对从别人身边走过时，大家都被逗乐了。这种被称为”短绳”的援助弱者和伤病者的方法看来对双方都是危险和极不舒适的。一会儿，我认出来了，那夏尔巴人是费希尔队的爱炫耀的夏尔巴领队洛桑江布，穿黄衣的登山者是桑迪．皮特曼。

    向导尼尔．贝德曼也注意到了江布拖着皮特曼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我从下面走上来时，江布正弓身倾在斜坡上，像一个三角架依附在岩石上，用一根绷紧的系绳支撑着桑迪，看起来既笨拙，又危险。我是不会效法的。”

    大约在凌晨4时15分麦克向我们发出前进的号令。我和汪多吉开始以最快的速度攀登以使我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当第一抹黎明的曙光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发亮时，我们一直攀登的岩石台阶变成了由散雪形成的明朗的冲沟。我和汪多吉轮流用大冰镐劈路。5时30分，正当太阳冉冉升上天空时，我们到达了东南山脊的顶峰。此时，世界上5大高峰中的3座在柔和的曙光的映衬下显现出峻峭的轮廓。我的测高器上显示出27，600英尺。

    霍尔早已使我明白，我必须等全队人员都在这平台状的栖息地聚集时才能继续攀登。因此，我坐在背包上等待着。当罗布和贝克终于出现在大家身后时，我已等了90多分钟了。在我等待时，费希尔队和台湾队都赶了上来，并从我身边超了过去。由于等了太长的时间，我感到很丧气。落到别人后边也使我很气恼。但我明白霍尔的基础理论，因而只有忍气吞声了。

    在我34年的攀登生涯中，我认识到登山运动的魅力在于它对自立、决断和应变以及责任感的强调。但我发现，当作为顾客参加攀登时，我已被迫放弃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出于安全的考虑，一位负责任的向导总要循规蹈矩 --他或她根本无法容忍让每位顾客独立做出重要决定。

    部分队员的被动性就是这样在登山的过程中被助长起来的。夏尔巴人负责探路、搭建营地、做饭和拖拉全部辎重。这使得我们可以养精蓄锐，大大增加了登上珠峰的可能性。但我却感到极大的不满足。有时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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