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没有真正在登山，而是由代理人包揽了一切。虽然为了能和霍尔一起登上珠峰我已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角色，但我从来就没有习惯过，所以当霍尔早上7点10分到达”平台”顶上并允许我继续攀登时，我感到欣喜若狂。

    当我继续行进时，我遇到了江布。他正跪在堆着呕吐物的雪地上。通常，即使他不使用补充氧气，他也是所有登山者中最强健的一员。在这次探险之后，他骄傲地告诉我： ”攀登每一座山时，我都是第一个出发并确定路线的。1995 年，我跟罗布．霍尔一起上了珠峰。从大本营到顶峰，我始终走在最前头，所有的绳索都是我固定的。”但在5月10日早上，他的位置却靠近费希尔队伍的尾部。他的翻肠刮肚似乎证明他已严重失态。

    前一天下午，江布为皮特曼将卫星通讯电话从3号营地搬到了4号营地。加上他自己的负荷，这次搬运累得他精疲力竭。当贝德曼在3号营地看见他挑着颤动的80磅重担时，他告诉这位夏尔巴人，把电话搬运到南山口并非必要，并建议他把它丢掉。”我不想搬运电话，”江布后来承认，”部分原因是因为它在3号营地只能被将就地用，而在更寒冷、环境更恶劣的4号营地，它是不可能工作的。但斯科特告诉我：39如果你不搬，我来搬。”因此我带上电话，继续将它运到4号营地。这使我感到很累。”

    现在江布已经用短绳拖拉皮特曼达五六个小时之久。他们已到达了南山口。这种做法实际上加重了江布的负担，妨碍了他担当他通常所担当的领路和制定路线的角色。他在队首的出人意料的消失对那天的结局产生了影响。他用短绳拖拉皮特曼的决定令人费解，并在事后受到了人们的批评。”我不知道江布为什么用绳子拉桑迪，”贝德曼说， ”他忘记了他该干什么和应该先干什么。”

    对皮特曼来说，她并没有要求被用短绳拉着。从4号营地出发时，她走在费希尔队伍的前面，但江布出其不意地把她拉到一边，用马肚带挽了一个绳环，系在她的登山安全带的前面，然后未经商量，就把另一端系在他自己的身上，接着便拉了起来。她一再声明江布拖着她上斜坡是违背她的意愿的。但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过分自信的纽约人是如此的强硬，以至于在大本营上的一些新西兰人称之为”公牛桑迪”），她为什么不直接解脱那段连结她和江布的3英尺的系绳呢，而这一举动只不过需要她赶上去解开安全扣罢了。

    皮特曼解释说，她没有把自己和夏尔巴人分开是出于对他的权威的尊重。”我不想伤害江布的感情。39他还说，虽然她当时没注意看表，但她回忆说他只拉了她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而不是五六个小时。这一点另外几名登山者也注意到了，而且江布也证实了。

    当江布被问及为什么拖拉皮特曼时，他的理由自相矛盾。他告诉西雅图的律师皮特．顾德曼说（他曾在1995年与斯科特和江布攀登过布罗德峰，也是费希尔最信任的朋友），他在黑暗中将皮特曼与丹麦顾客莱宁．甘默尔盖德搞混了。当他意识到他的错误时便停止了拖拉。但在我对他进行的布次录音采访中，江布却令人信服地说，他一直都清楚他是在拖着桑迪，而且他也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斯科特希望每个人都到达山顶，而我认为皮特曼是最虚弱的队员，我想她会拖后腿的，所以我先照顾了她”。

    江布是位具有洞察力的年轻人。他对费希尔言听计从。夏尔巴人明白把皮特曼送到山顶对他的朋友兼雇主是多么重要。实际上，在费希尔与大本营的简．布雷麦特的最后几次联络中，他曾老有所思地问简：”如果我能设法将桑迪送到顶峰，我打赌她一定会出现在电视里。你认为她将会提到我吗？”

    正像顾德曼解释的那样：”江布对斯科特非常忠诚。他不会用短绳拖拉任何人，除非他坚信斯科特想让他这么做。”

    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江布的这种行为在当时看来并不是个严重的错误。但这却最终构成了诸多复杂的、不易被觉察的铸成厄运的因素之一。

    走进空气稀薄地带（to th air）第十三章

    应当承认（珠穆朗玛峰）有着我所见过的最陡峭的山脊和最险峻的绝壁，而所有关于雪坡的传说都是一个神话……亲爱的，这是令人激动的事业，我无法形容它对我的吸引力以及它所呈现出的前景，还有它的美丽。

    -- 乔治·利·马洛里 摘自《给妻子的一封信》

    在南山口以上的死亡地带．生存的意义无异于与时间赛跑。当我们在5月10日从4号营地出发时，每位顾客都带了两瓶磅重的氧气瓶。我们准备在南峰顶夏尔巴人为我们准备的贮藏所里领得第三瓶氧气。以保守的每分钟两升的速度计算，每一瓶氧气可维持5至6个小时，也就是在4点至5点之间，每个人的氧气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根据每个人适应气候和生理构造的不同情况，我们仍可在南山口以上行动--但行动不会很自如，而且时间不能很长。我们在短时间内易受到hape、hace、体温降低、判断力下降和冻疮的袭击。死亡的可能性骤增。

    曾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霍尔像任何人一样明白速战速决的重要性。在认识到一些顾客的登山技巧欠佳的情况下，霍尔试图依靠固定绳索来保护和加速我们和费希尔的队伍在这段最艰难的路途上的攀登。今年尚没有探险队到达峰顶的事实使霍尔深感焦虑，因为这意味着这段地形的大部分地方尚没有固定绳索。

    瑞典的独行者戈兰·克罗普虽在5月3日到达离峰顶垂直距离为350英尺的地段，但他根本没有固定任何绳索。那位到达了更高处的黑山人曾固定了一些绳索，但由于缺乏经验，他在南山口以上1，400英尺的范围内用尽了所有绳索，特别是在较平缓的山坡上浪费了大量的绳索。因此在我们向峰顶进发的那天早晨，陡峭的锯齿状的东南脊的上部冰雪中只残留着以往探险队留下的被扯得支离破碎的绳索。

    考虑到这一可能性，在离开大本营前，霍尔和费希尔召集两队的向导开会。他们在会上达成协议，双方各派两名夏尔巴人--包括攀登领队汪多吉和江布，在大队人马出发前90分钟离开4号营地。这将使夏尔巴人有足够的时间在顾客到达之前在大多数暴露的地段装上固定绳索。 ”罗布明确指出这样做的重要性。39贝德曼回忆说。”他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瓶颈地段浪费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不明的原因，没有任何夏尔巴人在5月 9日夜晚先于我们离开南山口。也许是因为直到晚上7时 30分才停息的暴风雪使得他们没能如期出发。在攀登结束以后，江布坚持说霍尔和费希尔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在顾客到达之前固定绳索的计划，因为他们得到了夏尔巴人已在高至南峰顶的地方完成了这一任务的错误信息。

    如果江布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3名幸存的向导贝德曼、格鲁姆和布克瑞夫对更改计划一无所知呢？而如果固定绳索的计划被有意识地改变了，那么江布和汪多吉为什么从4号营地出发时要携带着300英尺长的绳索走在各自队伍的前面呢？

    不管怎样，在27，400英尺以上的地方，没有事先安装固定绳索。当我和汪多吉在凌晨5时30分首先到达平台时，我们比霍尔的其他队员领先了1个小时。当时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始固定绳索，但罗布明确禁止我们这样做。当时江布还在下面很远的地方用短绳系着皮特曼，没有人能与汪多吉合作。

    当我们坐在一起看日出的时候，生性沉默寡言的汪多吉看起来格外忧郁。我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交谈。他的坏情绪可能是由于两周来一直在折磨他的脓肿的牙齿引起的，亦或是在为他4天前看到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冥思苦想：在大本营度过最后一个夜晚时，他和其他夏尔巴人用狂饮米和稷制成的浓烈而香甜的酒的方式来庆祝即将到来的顶峰冲击。第二天早晨，宿醉未醒的他显得尤为躁动不安；在攀登冰布之前，他告诉一位朋友说他在夜里看到了鬼魂。笃信神灵的年轻人汪多吉是不可能对这一预兆泰然处之的。

    然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是在生江布的气。他认为江布是个爱炫耀的家伙。霍尔在1995年曾在他的珠峰探险队里同时雇佣了他们俩人。然而这两名夏尔巴人合作得并不愉快。

    那一年，当霍尔的队伍在下午1时30分左右到达南峰顶时，他们发现一片厚重且松软的积雪覆盖了峰脊的最后一段路途。霍尔派了一名叫作盖伊·科特的新西兰向导跟随江布而不是汪多吉前去打探继续攀登的可行性。当时作为攀登领队的汪多吉将此视作一种耻辱。稍后，当江布攀登到希拉里台阶时，霍尔决定放弃攀登峰顶并示意科特和江布返回。但江布无视指令，脱离了科特，继续独自攀登至峰顶。霍尔对江布不服从命令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汪多吉也是耿耿于怀。

    虽然他们今天为两支不同的队伍效力，汪多吉还是要在登峰之日与江布合作--而这一次江布又表现得我行我素。汪多吉已尽职尽责地工作了6个星期。现在，他显然已经厌倦了再做份外之事，闷闷不乐的他坐在我身旁的雪地上等待着江布而将绳索扔在了一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在从平台向上移动90分钟后到达海拔28，000英尺处，我遇到了第一个瓶颈地段。在这里，来自各个攀登队的登山者被一系列巨大的需要绳索才可安全越过的石阶挡住了去路。顾客们在岩石的基部乱糟糟地挤了将近一个小时，而贝德曼不得不代替”失踪”了的江布奋力地将绳索展开。

    在这个过程中，焦急而缺乏技巧的霍尔的队员南比险些引发一场事故。作为东京联邦特快的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南比没有沉沦于中年日本女人的那种温和、谦恭的老套路。她曾笑着告诉我，她的丈夫在家包揽了做饭、洗衣的家务活。她攀登珠峰的壮举曾在日本国内引起小小的轰动。在以前的登山过程中，她一直是一名缓慢而不坚定的登山者，但由于今天的目标是对准了峰顶，她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充沛精力。”从我们一到达南山口，”与她合住一间帐篷的约翰·塔斯基说，”南比一心想着攀登峰顶，她甚至有些神志恍地。39自离开南山口后，她非常努力地向队伍前列挤去。

    现在，当贝德曼刚刚在顾客上方暂时将绳索系住，过分心急的南比就在向导还未将他那一端的绳索系牢之前就将攀登器夹在了上面。正当她准备将全部体重加于绳索之上时--这一举动将把贝德曼翻下山去--麦克·格鲁姆适时地制止了她，并委婉地对她的不耐心提出了批评。

    随每一位登山者的到来，绳索上的交通阻塞越来越严重。在早晨即将过去的时候，霍尔的顾客斯徒尔特·哈钦森、约翰·塔斯基和洛·卡西希克及霍尔挤在登山者的后面，他们开始对迟缓的进程感到焦虑。紧挨在他们前面的是移动得非常缓慢的台湾队。”他们的攀登方式非常古怪，紧挨着，”哈钦森说，”就像被切开的面包片，一个挨着一个。这意味着很难超过他们。我们花了很长时间等着他们沿绳索爬上去。

    在进军峰顶前，霍尔曾在4号营地考虑过两个可行的返回时间，下午1时或者2时。然而，他从未明确宣布应当遵守哪一个时间。这多少令人感到困惑，因为霍尔一再强调制定并遵守时间期限的重要性。我们出发之时只是模糊地认为霍尔会在冲击峰顶那天考虑了天气和其它因素后再做最后决定，并由他亲自负责保证每个人在预定时间返回。

    直到5月10日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霍尔仍没有宣布返回时间。保守的哈钦森便开始按他所预想的下午1时行事。在大约11点钟时，霍尔告诉哈钦森和塔斯基距顶峰还有3小时的路，然后就奋力地超过台湾人向前冲去。”看起来我们在预定的1点钟之前到达山顶不太可能了。”哈钦森说。紧接着的是一段简短的讨论。卡西希克起初不愿意承认失败，但塔斯基和哈钦森极力地劝说他。在11时30分的时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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