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这类地产业发达的城市，流动小贩等于是商界公敌，是一定要取缔的。

    至于小贩交不交税就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课题。

    让流动小贩恶名昭彰的另一罪名则是阻碍交通，我们知道，交通在现代城市是何等重要，它就是人流、物流以及资本流动的具体血脉。

    虽然街头小贩是最古老的市场形式，但这到底是汽车的年代，为了让汽车高速穿梭于市区之间，为了人流和物流及时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把挡在马路边的人群隔开，将吸引人流成群停留的小贩当做打击对象。

    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交通畅通，但是我们往往忘记其实这也和权利的分配有关。早年高速公路人车相撞的悲剧屡有发生，不是住在路旁的农民落后无知，而是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在公路开通之后，他们的自然路径被截断了，现在就一定要走上更远的路程，才能找到安全的天桥或者隧道。换句话说，为了让那些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的便利；凡是还不能适应这种新生活的人，则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不是客观的交通问题，而是两种路权的冲突。

    中国各大城市如今正一一迈进”汽车社会“，为了让车主和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道路的使用权一定要搞清楚。行人就该使用人行道，汽车就要走公路，两者间的矛盾常常以前者对后者的”礼让“来解决。坐在汽车上的官员往来各处方便舒适，风驰电掣，最难受的就是遇上堵车；这些人是不会知道市民乘公交或步行要花上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到达马路的对面，也不会知道有多少残疾人士和老人会望路兴叹，更不可能知道在许多市民步行范围内的小贩是何等地便民利民；他们只知道流动小贩就是使得他们座驾行驶不快的祸首之一。

    更进一步言，由于许多流动小贩是外来人口，它难免又涉及到不少城市居民对外人的恐惧。他们先是完整地接受了现代城市美学观念的熏陶，觉得市容比百姓的生活还重要；又未经反省地认同了汽车主导的交通规则（说不定他们就有不少人是车主）；加上对治安不靖的感同身受及时有所闻的流动人口犯罪消息；于是，一股脑地把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贩当成所有罪名的承担者，认为流动小贩就是自己城市的外在威胁的现实象征。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原题为”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1月30日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jabs），在她的经典名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30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放发政府管制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9月04日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1992年，我首次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园“朝圣。那时的”人民公园“已经和电影、照片里所见大不相同了，一片绿草就与一般的北美公园无异，除了有几个不知是老嬉皮还是流浪汉的男子躺在上头。路灯的柱身上贴满各式各样布告，固然有学生活动的宣传海报，也不乏租房家教一类的小广告。”人民公园“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见当年风起云涌的盛况。

    这块地方是学校拥有，本打算用作停车场的。但到了1969年4月20日，几百个学生和当地市民响应一份地下小报的呼吁，自己带来了草皮、花朵和树苗，要把它变成”人民的公园“。那是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高潮岁月，对伯克利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维持，可以在里面睡觉、闲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说和集会的自由交流空间，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车场有趣得多。

    正当学校终于筹够资金可以开工之际，”人民公园“已经成了天天有活动的世间小乐园了。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要比温吞的大学校长强硬多了，他认定这是一群占领了公地的暴民，并且指责加大伯克利分校变成了”共产党同路人与性恋态的避风港“。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后来的美国学运史称作”血腥星期四“的这一天，里根下令军警开入校园，驱赶”暴徒“，结果有100多人受伤，一个并非示威者的学生中枪死亡，一位无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里根更是宣布伯克利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5月30日，只有10万人口的伯克利有3万人不理当局警告，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让一千座公园绽放“。

    ”人民公园“终于还是保留下来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载入美国自由派的史册，成为火红年代的象征。尽管新一代的学生已经不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的实际价值（虽然还有零星的演说和集会）；但不论是如今负责管理它的市政当局，还是校方，都不会想到要毁弃它，更不可能搬走后来市民自发摆放的纪念碑。因为”人民公园“不只是个具体的公园，还是学校自由精神与当地社群的象征空间。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里的头号景点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来一般香港人是不会太在意这块小地方的，说不定连听都还没听过呢。但这里正是当年北大学生集会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学生领袖曾经在此慷慨陈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多少激荡思潮的标语和文章在此张贴，多少猛烈的论辩在此发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展开它现代旅程之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学应该具有的自由、开放和观念交锋的本色。又由于这里是北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国的。其意义相当于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值得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却以它太过杂乱太过商业化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响学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先进的电子布告板。

    所谓杂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既然是学生与周边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表面的无序是必然的。国外大学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角落，柱子和墙上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海报小广告，但它们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学风格的一部分。至于”商业化“一说，就更是可笑了。大学向商业靠拢，不只是北大独有的问题，是蔓延全球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业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挂上了企业名号的建筑，”学企合作“的计划，在外挂职赚大钱的教授，及无心向学专业打工的学生。到处贴满了商业广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无力阻止商业浪潮的大势，甚至还主动构思种种”创收“方案，如今却指责”三角地“铜臭味太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

    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题为”人民公园还在，但三角地没了“，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25日31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有些来港活动的女性性工作者总是不忘服用避孕药，不只是为了避孕，更是为了控制月经，使它更有规律，同时还可以减少经期的痛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月经是阻碍她们维生的大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们很难想像，原来某些地方的工厂也常发避孕药给女工，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月经，减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愿服药以提高产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工厂的管理者是怕一个女工的不适会带来自己的损失。他们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尽。对他们来说，女工对工资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顺听话，简直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最大的麻烦就数月经了。

    月经从来都是个麻烦事，而且见不得每个女人都自小被教导把它仔细藏好，每个女人也都难免以耻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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