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所有卫生巾的广告都得强调自己防渗防漏的妙效。这些广告的拍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人对月经的恐惧达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的色彩总是一片轻柔的无垢雪白，好完全回避任何与血液有关的联想。就算真要用液体在镜头前示范卫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液体也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去年离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在其遗着《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专开一章来谈月经的问题。她敏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荫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
这当然是因为所谓”自然的身体“，其标准是以男人的身体来设定的。这种男性的身体标准无处不在，尤以工作场合为最。艾莉斯·杨又说：”月经使得学校和职场等公共体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结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说美国某些工厂限定了工人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完全不考虑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想到经期中的女性使用厕所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男性。
这位女性主义健将或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只会变得更糟。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工厂也都严限工人上厕所的时段，它们比起美国的同业幸运的地方是几乎用不着担心给人起诉性别歧视的风险。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发药给女工的厂商，更是毫不掩饰他们视工人为单纯生产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训女工的肉体，尽其所能地使之成为没有月经的标准身体。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着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做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原题为”有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13日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生产过程不发生污染，产品要达到环保标准，劳工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弓虽女干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弓虽女干，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这种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于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寻根究柢，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常人想象范围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半十五年里的事。区区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许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日积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及术语，鹦鹉学舌地大谈什么新世代市场推广与现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问题的大型乳品企业为了挽回公司的命运，连手推出一个堂皇的宣言，要消费者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其情可悯；但是这份宣言无论怎么看，还是不脱他们过去十多年来用惯的老招，徒有危机管理之形，却不得其神。什么是那个”神“呢？很简单，看看管理人们平常喜欢引用的外国经验吧，那就是最高领导层自行向股东请辞，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体上看见某些企业老总夸夸其谈，对着访问者说一堆很时髦很慑人的营商哲学、品牌理念，一派高瞻远瞩的架势；后来却又听说他们的公司出事，这些老总们甚至还得为此琅珰入狱。搞了半天，没想到他们居然就坏在最低级的错误上。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刊于《a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中国富豪不好当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开了许多年的宝马。但他最近打算换车了，理由不是宝马的性能欠佳外貌难看，而是因为宝马在内地的形象太糟了。这也难怪，我们总是听说宝马撞人，车主扬长而去。甚至还要下车再痛打一顿贫苦受害者的新闻，似乎但凡开宝马的都没什么良心。
那么他该换什么车才好呢？benz还是lex？细想下来都不对劲。因为这全是有钱人开的车子，而在今天的中国，一部昂贵的名车除了惹人艳羡之外，还要招人厌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车，而在有钱。
32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3990个受访者里头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质量”很差“，觉得富人质量”好“或”较好“的则只占395％（这395％的受访者本身会不会就是富人。或者自以为是富人呢？）。这项调查后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仇富讨论，战火还涉及一向为人敬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因为一向关心贫穷问题的茅老居然要”为富人说说话“。
且让我避开富人的形象何以会这么糟这个大问题，把它留给更敏锐的社会学家去解决。我更替富人们担心的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该做些什么去补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贵族了。
翻开任何一本时尚杂志，我保证你在每一期里都准能发现”贵族“这个词出现一次以上。可见这些杂志的对象，那些有消费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读者们，应该都很关心贵族到底怎么过日子。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贵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当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势渐渐超出贵族阶级，他们就开始学习贵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国大革命，贵族统治正式被推垮，资产阶级的忧虑与自卑仍然无法消除。虽然他们开始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比贵族有钱。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出身与那蓝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个人的出身与据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主要就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于是我们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一般资产阶级不容易像贵族般拥有明星级的家厨，而原来替伯爵亲王打工的名厨又纷纷下海开起了餐馆，所以上馆子吃饭就成了时尚。在资产阶级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贵族的欲望推动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变得非常仪式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叉在在考究着食客的礼节和知识。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饮食变成可以区分人群等级高下的艺术。
硬资本之外的软资本18世纪的资产阶级明明财雄势大，但硬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这正好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开始大获全胜的年代要想彻底取代贵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现金等硬资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宝等用公钱可以堆砌回来的身外物；还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软资本。照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从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啬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轻画家来当家庭教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e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eliterate），即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财产做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或者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懂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软，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baron）的传说，即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及其ceo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金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伪善，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资本家的美德近年有一批”创投慈善家“（venturephinthropist）兴起，其代表者当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ebay创办人欧米迪耶（pierreo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也不是问题。
最近英国有一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考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听说有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
然后再逐步指导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顺带一句，加入这类联谊会，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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