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界限。

    这种目中没有平民的心态不只表现在许多以色列和美国主流传媒的报道之中（例如当以色列受到袭击时，他们很强调那是”平民“；但遇上加沙地带有人伤亡，那就是很笼统的一句”有巴勒斯坦人遇难“了）；即使是很进步的以色列人权组织”b39tsele“平常在计算以巴冲突为双方带来的死亡人数时，也是把以色列军人与平民分开点算，再将巴勒斯坦人不予分类地并陈罗列。

    反过来看，在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眼中，以色列人同样没有军民之分。他们的理论是以色列的青年不论男女一律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退伍之后还要担任后备军人，随时应召上阵。既然如此，以色列自然是全民皆兵，又哪有强分军民的必要呢？因此明明针对的是以色列鹰派，还是可以向他的全体国民无区别地施以打击。

    中东战争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都公然奉行一种违背了现代战争观念的策略和理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然而这又是何等诡异的逻辑呢？我们当然知道军人与平民的区分往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大家承认，但真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可是大家仍在表面上维持这个虚假的共识是有理由的。再引罗尔斯的话：”任何让敌方人民心怀恐惧或胡思乱想，以为将来会遭到仇恨和报复的做法，都必须禁止。尽管不容易做到，但当前的敌人还是必须被看成是将来在共享且正义的和平中一同合作的伙伴。“也就是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依然是长远的和平。如果不加区分地滥杀平民，对方的平民将来又如何可能与你维持和平的局面呢？

    以色列声称自己的目标只是铲除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势力，而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的”可持续的停火“也意在彻底消灭真主党这个国中有国、自有武力的黎巴嫩党派。但是经过”雪松革命“之后，真主党已成黎巴嫩政坛不可分割的一股力量，且享有四成国民的支持。

    经过近日的战争，无数平民家破人亡的苦难，黎巴嫩甚至开始出现不分党派不分宗教的团结情绪。以色列如何可能永久保障一个平静的边界？美国所谓的”可持续的停火“又怎么实现？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不断扩展的仇恨，永远轮回的暴力，一场不以和平为目的之战争。

    或许这才是以色列长久以来在中东军事行动的本质，也是当代所谓”反恐战争“的最大特点。首先指认对手并非国家，而是恐怖组织（例如真主党、哈马斯和阿尔盖达），然后和他们打的也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因此这场仗既没有战俘的概念，抓回来的人可以让美国送到”法外之地“关塔那摩湾基地；也没有”非武装国民“和军人的区分，因为他们根本不成国家，不受任何国内法对身份的规定和国际法的保障。所以杀害真主党隐性的支持者就不算杀害无辜平民了，像夏图那一家人，他们只是脱离了正常国法的赤裸生命罢了。

    52我们或许可以把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名言”政治就是划分敌我“改写成”战争就是划分敌我“。在这场战争里面，双方并不是先决定好敌人，再予以攻击消灭；而是不断地透过战争去持续地制造敌人，将对方的平民动员为自己的新仇。最终得到的，就是一组永恒运作的战争机器。就像平常以军对付巴勒斯坦的方法一样，先是炸掉对方的基础设施，再将前来抵抗自卫的武装人员定性为”恐怖分子袭击“，于是仗就可以永远打下去了。

    原题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8月08日战争不能取代建设加拿大政府一个高层研究机构（ternationassessntstaffoftheprivyunciloffice）在上个月针对阿富汗情势提出警告：”阿富汗已经变成两个国家了“。它指的是阿富汗政府实际控制的范围只剩下以首都喀布尔为主的北方领土，而南面则已渐次陷入塔利班之手了。最近的韩国人质事件等于向全球证明了这个说法，而且还顺便知会大家，这个南方的阿富汗还在不断扩大，慢慢逼近喀布尔。

    在伊拉克恐怖袭击新闻都已经叫人厌倦的今天，听到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消息，很难不令人怀疑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是否已全盘失败？何以美国当年的头号大敌今天可以变得这么嚣张？这几年来的阿富汗重建工程究竟又出了什么问题？

    仔细分析今天的塔利班，我们就会发现它相当年轻化，成员中不乏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绝对不是当年被联军击溃的那帮人，而是2001年美军入侵之后才被招募进组织里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意识形态极端保守，禁绝娱乐的塔利班呢？除了阿富汗当年赖以击退入侵苏军的强悍战士传统，美军自己的策略要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

    首先，我们知道美军的地面部队在长期征战中已经陷入了神经紧张的敏感状态，不时传出敌友不分的滥杀消息。更可怕的是他们的频密空袭，这些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伤甚至到了一个连欧洲盟国都深感不满的地步。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北约组织发言人，近日都曾公开批评美军既不节制又不精确的空袭为联军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原来标榜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塔利班这时反而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受害的无辜平民。

    更现实的问题或许出在鸦片身上。我们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鸦片都来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执政的时期就很依赖鸦片贸易的收入。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使得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运输成了塔利班组织的重要命脉。无论是为了切断塔利班和其他军阀的财源，还是为了打击美国深恶痛绝的毒品问题，美国都要好好对付鸦片。于是美国政府把当年用在中南美洲”反毒战争“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农民停种鸦片，还用空袭轰炸的方式毁灭连山遍野的罂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策略的根本失误，那就是以打击塔利班的微观战术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观战略考量。当你焚毁了无数农民赖以维生的罂粟，却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计的时候，你叫那些农民该往何处去呢？有那么多的阿富汗百姓靠种植鸦片过日子，你不但不把资源重点地投放在经济转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毁他们的生活来源，这不是变相地在帮助塔利班召唤支持者吗？

    其实早有很多研究机构指出，阿富汗的问题不在表面的反恐，而在深层的重建；就算一时提供不了鸦片种植的替代方案，也应该想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鸦片，使之从毒品转向药物的用途。可惜被战争冲昏头脑的美国鹰派政府对此置若罔闻。阿富汗沦落到今天这个局面，责任属谁，岂不是一目了然？

    原题为”阿富汗的沦陷或许在于鸦片“，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7月29日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其实科索沃不是第一次独立了。早在19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舍维奇宣布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以只占人口总数10的塞族人去统治这片土地上绝大部分的的阿尔巴尼亚人时；科索沃的反对力量就曾自行宣布独立，成立了平行政府，甚至还建立了包括学校在内的一整套平衡社会体制。请注意，这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的杯葛运动，他们只是不愿和充满民族压迫情绪的米洛舍维奇合作。有人甚至形容，这是甘地以来规模最浩大的一场和平抵抗运动。

    如今凛然大义地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几个国家在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坐视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看着他大肆捕捉异见分子，看着他镇压示威、虐囚甚至未经审讯地处决犯人。他们吝啬到了连外交手段都不大愿意给出的地步。其实这次”独立“和平运动的本来目的不是独立，它的领袖只想回到原来自治状态。不过，它到底是失败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激进的”科索沃解放军“（k），以恐怖袭击和极端的口号为手段，争取货真价实的彻底独立。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了，双方最激进的头脑碰在一起，终于演变成两个民族彼此仇杀的战争。直到这一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开始介入，而且不顾”科索沃解放军“自己的残暴行动，单方面地挑了塞尔维亚做对手，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扶起了”科索沃解放军“。

    而手沾鲜血的”科索沃解放军“领袖正是最近一轮独立运动的主导人物。那么十年前的温和派在哪里？他们早已不成气候，其中有不少人死在身为同族的”科索沃解放军“枪下。

    至于塞尔维亚，可别忘了它后来的政府正是北约诸国眼中的温和派，当年以群众民主运动赶了米洛舍维奇下台。对于科索沃，他们的要求不多，只想它以高度自治的形式保留在联邦之内。可惜回头路已断，这时的科索沃不只要独立，甚至还以各种方法骚扰沦为少数的塞尔维亚裔居民，迫走其中近半人口。

    接下来，右翼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果然在大选中赢得较多议席。可以预见，北约和美国越是支持科索沃，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越得势，为未来埋下了计时炸弹。这是政治上典型的激进派主导大局的悲剧，你硬我更硬，最后使得一切呼吁和平的理性力量都变成了微弱少数（如不是叛徒的话），渐渐蒸发。

    所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会同意，”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不成比例地短。

    就以科索沃问题涉及到的两个民族来看吧，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宣称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很独特，足以区分彼此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仿佛自古以来他们就是两种人，只不过在过去的时间里出了些错误，所以他们才很无奈地被迫混居同一块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之一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应该统一，而一个较大区域里的某个少数民族就该独立建国。这些民族早在统一或者独立这些政治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过去一直被压迫被蒙蔽，当他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他们就要建立国家，实现自己的天命。

    可是，这种几近常识的说法其实只是个神话。在所谓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存在。例如在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候，如今所知的各族原本就混居得相当好，对大部分农民来讲，什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不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当年唯一足以区分帝国臣民的概念是宗教，人们只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不同。

    这么说不是否定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不构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建立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上的族群概念不是自然天生的，或者用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的说法，它们不是”先在“（priordial）的。既然如此，今天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前南斯拉夫国民，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热切地拥抱民族概念，为了本来不太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拼个你死我活呢？

    53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irosvhroch）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很像。这个着名的”欧洲火药库“原来分属奥匈、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当时各个老帝国的原有体制分崩离析，很多城市精英感到自己熟悉的政治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样，前路茫茫。正好民族主义思潮从外涌入，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个可以拥抱的东西，所以就生起了民族意识，纷纷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次大战之后的南斯拉夫是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各民族”共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它不只巩固了几十年前突然出现的民族身份，甚至为了方便统治而”发明“了几个新民族。但是等到柏林围墙倒下，南斯拉夫等政权一一垮台，老局面又复活了。对许多适应不了剧变的人来讲，比起民主、自由这些外来的抽象观念，语言和文化乃至于血统要来得扎实多了。所以一度被压抑了民族身份的各个族群再度奋起，要不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各族的老大，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外族居住的纯净国家。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原题为”巴尔干悲剧的教训“，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3月03日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在世的时候，潜伏在伊拉克的宗派冲突搞不起来呢？那当然是他强力压制的结果，但这个压制绝不能从其表面观察，就遽下定论说是他以少数逊尼派分子打压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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