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_分节阅读_26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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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多邀请重要军事干部参加、常以政治局扩大会议形式开会的惯例。

    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

    林伯渠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作为中共元老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四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缺席:朱德、任弼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邓发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王稼祥因病在莫斯科治疗。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是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王明是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主角。

    在12月9日会议的第一天,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第二天,王明又作了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报告。

    王明在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中共必须加速转变内战时期的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论及抗战以来中共政治方针时,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公开点名指责了刘少奇。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洛川会议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他认为不恰当地强调“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将抗日与民主、民生问题并列,都是不对的。王明说,群众运动要取得合法地位,应去国民党政府备案,在抗日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王明举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抗日的民族团结”放至第十条作为证据,指责洛川会议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王明还说,洛川会议虽主张发动群众,却没有找到发动群众的具体方法,即没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王明批评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足。王明认为,国民党由不抗日到抗日、由剿共到联共是根本转变。王明强调中共参加政府的条件是看政府是否抗日,只要国民党抗日,中共就可以参加政府。王明还认为,把复兴社看成是法西斯也是不对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侵略,而复兴社分子仍抗日。

    王明在报告中表示,他不同意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2日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某些论断。王明认为,所谓卢沟桥事变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之后是“右倾”的分析,夸大了右倾的危险,是一种机械论。王明认为:在报告大纲第十九条中的提法——即“是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也是不对的,因为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应提“共同领导”。王明表示不应空喊领导权,空喊只会吓走同盟者。

    王明还反对在国民党和其它政治派别中划分左、中、右,认为只可划分抗日或降日派。王明也不同意中共对章乃器的批评,他指出章氏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口号不无可取之处,中共应与国民党采取商量建议的方式,而不宜在政治上号召要这样办,那样办。

    如果说王明对毛泽东还多少有所顾忌,未敢直接点名,只是就毛撰写的1937年11月12日大纲进行了批评,那么,他对刘少奇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明点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对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要求“过高”、“过多”,而没有反映“抗日高于一切”的中心问题。王明认为,中共目前应与国民党“求同而非立异”。1

    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充当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他的报告基本上是“宣达圣旨”,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当前任务的观点。1937年11月初,在王明返国前夕,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召见了王明、康生、王稼祥、邓发。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安全的考虑,指望中国拖住日本,使日本身陷中国战场的泥沼而无力进攻苏联。2

    1王明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至今仍没有完全公开。《六大以来》收有他在12月9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提纲《如何进行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但是王明在会上另有口头报告。这个口头报告即《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9日),近年来在少数权威性著作中披露了若干内容,详见《周恩来年谱》,页3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2;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6-507。

    2参见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5月),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435。

    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谈道,中共应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不要过份强调独立自主。1

    斯大林认为,中共力量薄弱,无法充当统一战线的核心,蒋介石则可充当这个角色,中共不要刺激、惹恼蒋介石,而要全力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对于毛泽东,斯大林既不熟悉,也不放心,2且十分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忠实贯彻莫斯科的战略意图,因而派其门徒王明返回中国,监督中共执行这个联合国民党的新方针。

    对于王明所肩负的使命,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给予清楚的阐释。1937年8月10日,季氏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形势的会议上,对中共能否转变政策信心不足。他认为,由于中共过去领导红军为建立苏维埃而斗争,现在同时还是这些人却要执行另一种政策,对于中共这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辩明方向、有朝气的新人去帮助中共中央”。 3

    在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眼里,王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王明自恃有斯大林作靠山,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踌躇满志。毛泽东为欢迎他回国而刻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麻痹了王明,4无形中膨胀了他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陷入了错误的判断。王明在报告中无视毛的权威,将他个人自1934年以来与毛修好的努力毁于一旦。王明以为刘少奇没有实力,以批刘来影射毛,也造成严重的后果,促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紧联合。

    所幸,这一切对于王明还是未来的事,现在则形势大好,前途一片光明,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王明的报告,连毛泽东也被迫予以附和。

    王明的报告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在12月11日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抗战以来的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周恩来说:四个月来未能推动抗日统一战线更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前“片面抗战必然失败论”。不应把片面抗战、全面抗战对立起来,硬要说片面抗战必然失败,以后全面抗战必然胜利,这不符合辩证法。5

    周恩来认为,以山西情况为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6周提出,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会妨害统一战线,应公开指出并纠正统一战线中的错误,使友党更加信任和佩服我们。 7

    周恩来的发言反映了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形势明显对毛泽东不利,他强忍心中的不快,为了避免自己陷入孤立,被迫对王明、周恩来作出妥协姿态。

    毛在会议的发言中承认存在着王明所批评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的情况。8毛表示同意王明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主张。

    1《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5。

    2瓦·崔可夫(1940年任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和蒋介石的苏联总军事顾问):《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页34-36。

    3《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据1937年11月29日随王明飞抵延安的王明的警卫员李光灿回忆(陈光灿原为西路军战士,1937年11月中旬由八路军驻迪化办事指派为王明的警卫员,在迪化登机护送王明等抵延安),王明回延安后,毛泽东等在陕北公学主持召开欢迎大会,毛在讲话时“很热烈,很兴奋……好象喝了点酒”。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页287。

    5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2期。

    6《周恩来年谱》,页393。

    7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7。

    但是,毛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仍坚持认为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1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证实了毛泽东早些日子对党内形势的预测:随着王明返国,将有一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的周围。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毛泽东实际上早已有所准备,从12月上旬就对自己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作了局部调整。1937年12月6日,即在王明到达延安后的第八天,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总部,要求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加强部队的统战教育。在这份电文中,毛尤其强调八路军应与阎锡山及地方行政机构多方沟通,避免发生摩擦,指示八路军停止自行征粮、征布,所需物品改为“向政府借拨”。2

    尽管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有所软化,但仍未能减缓王明等在会议上对他的进攻。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暂时处于下风,王明虽然获得普遍响应,但王明获得的成果也仅此而已。毛泽东、王明一时势均力敌,谁也不具特别优势。会议宣布改组中央书记处,决定不设总书记一职,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事实上形成了毛泽东、王明分享中共最高权力的格局。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公布了有十六人组成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3

    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议上宣布的。由于王明“事先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名单,毛泽东“似感不安”。但是毛对这份名单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其原因可能是这份新名单与原有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基本一致,王明并没有将新人塞入这份名单。在新公布的政治局委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原为六届五中全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次未进入政治局。彭德怀、张浩于1936年1月进入政治局,但是不久就不再通知张浩参加政治局会议。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动员张国焘北上的使命完成后,他的政治局委员一职也就停止了。

    在王明拿出这份名单宣布后,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放下心来,他要试探一下王明。毛在会上“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力主将王明名字列入第一名”。王明则竭力表明,他提这份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4经这番试探,毛泽东已知王明确无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不再坚持了。

    对于毛泽东而言,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不愉快的,但在不愉快中也有一两件令人快慰之事,这就是会议决定终止党中央“负总责”之人的设置,剥夺了张闻天实际担任的总书记一职,5并把周恩来逐出了中央书记处。

    1中共迄今仍未公布毛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全文。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少量片断散见于近年出版的某些官方权威论著中,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此处资料来源于马齐彬(前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错误》,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毛泽东传(1893—1949)》,页508。

    2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1937年12月6日),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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