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主义已成为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还少有的对中共军队进行了批评。作为党在军队方面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难以抑制他对彭德怀等的强烈不满，毛开始谴责起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的倾向”，声称其表现为八路军中“有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随后毛话锋一转，又表扬八路军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尽管毛明知八路军进行的是“运动游击战”，他本人曾三番五次、苦口婆心敦促彭德怀等改弦易辙。毛采取打一下、再拉一把的策略，在对彭德怀等猛击一掌后，仍竭尽全力争取彭德怀等接受自己的主张。

    正当毛泽东孤军作战时，刘少奇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

    刘少奇未参加洛川会议。1937年7月28日，刘少奇以北方局书记的身份抵达太原，主持刚迁到此地的北方局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刘少奇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群众抗战和支持薄一波联络阎锡山、建立山西新军的方面，而与朱德、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较少发生直接联系。

    刘少奇虽没有卷入到洛川会议上的争论，但是他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却与毛泽东十分接近。

    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并进一步主张对国民党进行左、中、右三派的划分。1937年9月20日，刘少奇在与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电报中（此份电报基本反映的是刘少奇的观点，在《周恩来年谱》中未提及此电报），提出中共在山西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应是“巩固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而区分左、中、右派的标准则在于他们是否“能听取我们的意见”。1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涉及到党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最重要方面，以至于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来电上批示：“如此类电报须绝对保守秘密”。2抗战之初，中共领导人一般都认为，评价国民党的标准只是看其对抗战的态度，虽然张闻天在洛川会议的补充报告中提过国民党内存在“左、中、右”三派分野的问题，但张划分国民党“左、中、右”三派的标准仍是对抗战的态度，张并将蒋介石封为“中派”。3然而刘少奇的看法符合毛泽东的思路，启发了他稍后详细论证这个问题。在对国民党及其领导抗战的评价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是属于“悲观派”，而和周恩来等“乐观派”有明显的区别。

    1《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9。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92、193。

    3程中原：《张闻天传》，页389。

    刘少奇对毛泽东有关开展游击战的主张也同样给予了坚决支持。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进行游击战的少数人之一。1937年8 月3日，刘少奇致电张闻天，汇报他已下达在平、津发动游击战的指示。19月28日，在接到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电报的三天后，刘少奇致电张闻天，通报他已下令平、津党组织“动员大批干部同志与抗日游击分子下乡，发展领导游击”。2太原失守前的1o月16日，刘少奇又发表了日后引起党内高层争议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

    对于发展中共武装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极度重视。1937年9月21日，在太原举行的八路军负责人与北方局领导人联席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意见。3据杨尚昆和当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朱瑞在1945年3月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路军是否要配合阎锡山军队打仗的问题上，华北局（即是北方局——笔者注）负责人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因为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411月17日，刘少奇和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须计划在三月内扩大到十万，半年内扩大到二十万”。5而在这之前的11月1日，刘少奇向延安报告，四个月内北方局已在山西、河北建立起十几支中共领导的较大的游击队，人数达六、七千人，6随后华北地区中共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几乎遍布华北所有地区，人数达到数万。

    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地位、周恩来的看法在党内占上风的时刻，刘少奇的态度对毛是一个很大的支持。然而在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任务等问题上，刘少奇的意见仍与毛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刘少奇在1937年8月3日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虽提出开展游击战的建议，但对游击战的认识与毛并不完全一致。刘少奇认为进行游击战的目的是“响应抗日军的武装斗争”，配合“武装暴动，收复平津”。7刘少奇在动员平津党员下乡打游击的同时，还指示“改组完全公开的同乡会并加入汉奸团体”。8刘少奇提出此问题虽然在主观上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但刘的这个建议毕竟太显眼，极易引起误解，造成刘少奇缺乏原则性、思想太“右”的印象。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一文中虽然强调“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在11月17日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又提出“争取华北游击战争胜利，重复转变为正规战”，9而与毛的主张不尽一致。

    1刘少奇：《为发给各地指示信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3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3。

    2《刘少奇致洛甫电》（1937年9月25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42。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3《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0。

    4龚希光：《朱德与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5《刘少奇、杨尚昆致毛泽东、洛甫电》（1937年11月17日），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8；另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6参见马齐彬等：《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291；但是在《刘少奇年谱》中，这个数字被笼统为“数千人”，页196。

    7《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8《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86、191。

    9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191、197。在《刘少奇年谱》中，对刘这句话予以删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页199。

    尽管刘与毛的认识存在若干差异，然而在毛泽东急需党内高层积极支持的时刻，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重视。

    尽管毛泽东已获得刘少奇的重要支持，但是党内上层的态势并没有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王明抵达延安日期的日益临近，毛的忧虑愈益强烈。毛凭着自己对党内斗争历史的深切了解和对眼前党内争论的判断，确信中共上层内部的关系将随着王明返国而发生新的组合，一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将会聚集在王明的周围。

    毛泽东对王明素无好感，愤恨王明依仗莫斯科的支持而获得党内高位。毛也嫉恨王明垄断了与斯大林的联系，“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更难以容忍王明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毛泽东虽还不知王明返国将携带莫斯科什么新指示，但从一年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干预就可判断，莫斯科和王明主要将关注中共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而这些都是和自己的主张不尽相同的。

    在这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是周恩来、朱德以及博古等人。

    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在1931至1935年基本上是国际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在这三人中，毛可以得到张闻天的全力支持。对于在军中毫无基础、其声望和权威都因刘少奇的挑战而遭到削弱的张闻天而言，要维护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继续与毛合作。对于毛泽东而言，博古的危害也相对较弱。博古自遵义会议被赶下台后，声望已大大下降，即使博古再与王明合流，若无周恩来的支持，也掀不起风浪。周恩来是核心层中最重要角色，周在党内军内拥有雄厚的基础，周和朱德、刘伯承等一贯在国际派和毛之间摇摆，虽然在更多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对毛多作妥协和让步，但抗战以来，周的看法与毛存有不小的分歧，极有可能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偏向王明。

    1937年11月，是毛泽东最为艰难的日子。他只能抓紧时间，主动出击，在王明将回国而未回国之际把自己的理论石块先甩出去，同时严密控制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严禁任何人插手，以求对莫斯科指示灵活处理，“为我所用”。

    一切该做的毛泽东都做了，下一步就是迎接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王明。1

    1何松：《当王明回到延安时》，载鲁平：《生活在延安》（西安：新华社，1938 年），页57。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三章 王明返国前后中共核心层的争论与力量重组

    三 让步与等待：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等在苏联顾问的陪同下乘苏联大型军用飞机抵达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张国焘等领导人和千余名延安干部战士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机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将王明等称作是“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2

    “天兵天将”既已下凡，当然要传达“天王”的“圣旨”。12月9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由王明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并进而检讨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此次会议王明的主张在党的核心层中占据了上风，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陈云在延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页1。

    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对“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长期持否定态度，对会议主要内容也多予以回避。在官方党史著述中，一般将这次会议列入“毛泽东反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或“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背景部份，其主要论点：一是全盘否定王明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斥其为“系统的投降主义主张”；第二，绝口不提王明的报告获政治局一致通过，以及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决定。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上首次发生变化，在继续指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同时，开始承认王明的报告“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1官方权威的党史研究部门局部修改对王明报告的评价，主要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意图表明抗战之初中共就怀有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真诚愿望。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以来第一次有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也是1931年后中共的国内领导机构与派驻莫斯科的代表团实现汇合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召开，是中共中央事先议定的，并非出于王明的压力。1937年11月初，毛泽东就已知王明即将返国的信息，毛估计王明返国后必定要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事不可避免，尽管毛内心十分不悦，但仍向外地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发出电报，通知他们返回延安参加会议。1937年11月5日，毛发电报给周恩来，催促周来延安开会。211月15日，毛在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中再次提及周回延安开会事。3远在南昌的项英，如果不是较早接到开会的通知，是来不及赶到延安准时参加会议的。

    1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128。

    2《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1月5日），载《周恩来传（1898—1949）》，页391。

    3参见《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11月1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394。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的会议，它改变了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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