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的阶段论是不正确的”。7

    1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谈到他当时的心情是“不愿留在延安工作”。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340。

    2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3参见廖心文：《抗日战争初期长江中央局的组织变动情况——兼谈王明是怎样当上书记的》，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85。

    4参见珏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周恩来年谱》，页414、416。

    6 1938年上半年，凡发往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电报，毛泽东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发往长江局的电报排名顺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后一位。

    7参见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总结与精神》（1938年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916、919-920。

    几年后，毛泽东抓住彭德怀这些话，要彭德怀承认在抗战初期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把彭德怀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作为党内反面材料，收入《六大以来》一书。其实，彭德怀只是根据张闻天交给他的一份经由中央书记处草拟的传达大纲，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在八路军五四三旅团级干部大会上照本宣读了一遍。1依照毛泽东的逻辑，在这个阶段，彭德怀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实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还另有一个“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8年1月7至8日，毛泽民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传达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精神。2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晋边区分局书记彭真在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抗战形势和争取抗战胜利方针》的报告，强调“一切工作都充份把握住，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1938年5月，邓小平也批评了晋中地区的向地主借粮运动，指出这是“破坏农村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怀、杨尚昆、彭真、邓小平在华北部份地区还展开了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长江局对抗的日子里，张闻天仍然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毛还发现了另外几个新盟友，一位是毛在江西时期的老熟人任弼时，另两位是与王明一道刚从苏联返国的康生和陈云。

    至于毛泽东志同道合的盟友则非刘少奇莫属。刘少奇虽然没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但其观点与毛几乎完全一致。三月政治局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将刘少奇紧急召回延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局中的力量。毛泽东为了让刘少奇放心，1938年3月24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新决定，明确规定胡服（刘少奇）在延期间仍然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所有情况须直接向胡服报告。31938年7月10日，刘少奇写信给彭真，提醒彭真立即修正政策。刘少奇在信中告诫道：“国民党与阎锡山至今不承认统一战线，因此在文件和宣传上以少说或者不说统一战线为好。”4

    对于政治局同事们的表现，毛泽东不动声色，一一看在眼里。在清冷的延安窑洞里，毛在紧张地作着各项准备，等待着反击日子的到来。

    1《彭德怀自述》，页226。

    2《谢觉哉日记》，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204。

    3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 一1938），第11 册，页477。

    4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 册，页365。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一 毛泽东迂回反击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国到1938年春夏之间，王明和周恩来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扭转了中共核心层原由毛泽东主控的气氛，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作出拥护中央新方针的姿态。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强调“独立自主”的调门，转而发表若干支持统一战线的言论。1937年12月24日，毛致电边区各军政首长，要求在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避免讥笑与讽刺”友党、友军。毛甚至提出，中共应“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1 1938年1至3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会上几次发表演讲，都没有再宣传自己过去所坚持的主张。毛泽东在1938年初春的这类言论，以后都没收入《毛泽东选集》。

    如果将毛泽东上述言论视为他已改变了原有的观点，转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张，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实际上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意见，他只是在于己不利的形势下，被迫在公开场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在私下里，毛泽东却在精心地准备向其对手发起反击。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加紧酝酿反击王明等的“炮弹”。毛泽东的“炮弹”就是他在5月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论持久战》的演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有完整的论文结构，毛泽东针对抗战以来中共党内以王明、周恩来为代表的强调运动战的观点，详细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和对共产党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完善了他在洛川会议上及以后在游击战问题上的主张。2《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的一篇演讲大纲，在这篇演讲中，毛不指名地批评周恩来等人在抗战初期“怀疑”、“轻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周恩来过去曾批评过孤立强调游击战的看法是“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也被毛单独拎出来，被指责为是“不赞成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在演讲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党内的不同意见一概视之为旁门左道。

    毛泽东发表上述两篇论文正逢其时。1938年春，日军已开始进攻武汉外围，长江局在王明、周恩来的领导下，正配合国民党展开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活动。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东方马德里”能守住。他认为，国民党丢失武汉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此将有力证明毛泽东有关“国民党片面抗战必然失败”的论断，也是对鼓吹“保卫东方马德里”的王明，周恩来的沉重打击。正因为毛的文章暗藏玄机，王明、博古、项英、凯丰一致决定，《新华日报》不予转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3

    1《毛泽东、肃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电》（1937年12月2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08-409。

    2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原是为延安解放社编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所写的第七章。最早刊载于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4期。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毛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3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页192。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有关只有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才能壮大中共的意见，已日益被事实证明是有远见的。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虽处于少数，但他对派遣八路军东进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朱瑞等，责成他们“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为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华北各地区事先作好准备。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又致电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创造冀晋豫边区”。1毛泽东还采取措施，严防王明等对八路军的干预，在发给军方将领的电报中，毛泽东总是将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显示他对巩固自己在军中个人影响的极度重视。尽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处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阶段，但在毛的隔离下，王明在军队中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在毛泽东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三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万人。2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须导人信服了毛泽东，因而放弃了过去的观点，转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475-80。

    2《彭德怀自述》，页229。

    八路军高级军事将领回到“正确路线”，使毛泽东大大舒缓了一口气，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横亘在毛的前面，这就是如何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

    在毛泽东为夺取中共最高领袖而展开的斗争中，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是最为棘手的问题。随着王明的返国，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明显加强，王明“拉大旗，做虎皮”，处处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对毛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掣肘。毛泽东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执掌中共最高领导权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毛暂且压住对斯大林的不满，竭力显出顺从的姿态，同时又施展种种手段，以图嬴得莫斯科的好感与支持。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苏联，客观上为毛“借洋师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派任弼时赴苏汇报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两人同时进入政治局。王明返国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样，对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表示拥护，于是王明就认为任是自已可以联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层风云可以瞬息万变，到了1938年春，已有迹象显出任已明显偏向毛泽东一边，而王明竟浑然不知，于是王明无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称快的事。

    毛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为王明的这项提议感到高兴。任弼时是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苏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东方大学）学习期间曾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与毛泽东也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他早年曾参加由毛组织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由毛推荐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中共发起组织的掩护机构）学习俄语，旋被派往苏俄留学。1931年春，任弼时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苏区，一度全力支持毛，打击了毛的对手项英，与毛的关系又亲近了一层。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时在一度摇摆后，较早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作了选择，明确支持毛的各项主张，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王明前往武汉工作。由于任弼时既为莫斯科信任，又与毛泽东接近，遂被毛视为是派往莫斯科充当高级说客的最佳人选。

    几乎在任弼时前往苏联的同时，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也向即将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亚楼交待了任务。毛为了考察刘亚楼及提高刘的“觉悟”，已让刘在自己的身边帮助整理文件三个月。毛向刘亚楼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并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当时只是一名年轻干部，毛尚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论对任弼时了 1

    1938年3月5日，任弼时从延安出发，在西安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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