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运输卡车，于兰州搭乘苏联飞机经迪化抵达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份大纲巧妙地揉和了毛泽东和王明的观点，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时机，为毛泽东在共产国际打下了楔子，“挂上号”。

    任弼时在“大纲”中高度评价了王明返国后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有关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指示。他声称，中共党内原先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存在“某些不足够的地方”，对国民党有“深刻成见”，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乃渐减少”。任弼时说：中共已“认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张，在发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国共两党关系，在基本上有了进步”。2

    1刘亚楼赴苏后，曾参加了1939年共产国际讨论李德问题的委员会，“并认真稳妥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参见杨万青、齐春元：《刘亚褛将军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页175-176。

    21937年12月25日，由王明起草，经中共长江局集体讨论通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武汉发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当时并未加以反对，以后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加以肯定。但以后，此宣言被指责是王明等背着中央发出，集中体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受到长期批判。参见史锋：《反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34。

    “大纲”对王明、周恩来等提出的“保卫武汉、河南与陕西”的口号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任弼时强调，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务中”的“最中心的一环”。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将“纠正‘左’的关门主义的工作方式”，“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然而，任弼时此次赴苏的目的绝不是为王明等做“宣传员”，他之所以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大纲中反映王明等的观点，乃是王明的主张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所接受，已成为现阶段中共的主导性方针。尽管如此，任弼时仍不失时机地要将毛泽东的看法反映出来。

    “大纲”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部份人，不愿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图在合作中削弱共产党”，因此，中共将“以最大努力，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巩固共产党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的绝对领导”，“阻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 1

    任弼时的“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后，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任弼时当机立断，迅速调整策略，在送给共产国际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一份关于4月14日报告大纲的“补充说明”。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提高了对王明的热度，进一步陈述了王明的观点。“补充说明”突出强调了王明返国后在对中共中央完善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任弼时明确指出，在王明返国前，之所以造成国共摩擦，除了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中共“过份强调了独立自主、民主与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时表示，今后中共的迫切任务就是将广大群众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各种群众组织中去。2

    任弼时在这份“补充说明”中虽然对王明及其思想观点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但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时的目的是要尽量消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怀疑，力争共产国际尽早批准4月14日提交的报告大纲。正是由于任弼时1938年春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所以几十年来一直未予公开。

    任弼时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中和了王明与毛泽东观点的4 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的“补充说明”终于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案》。

    对于毛泽东，这个决议案中最有价值的一段话就是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3毛泽东当然清楚，这段话中的“政治路线”实指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以来的中共路线，但毛却可以对之“移花接木”，因为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没有改变，对中共政治路线的褒扬，完全可以解释成是对毛的路线的肯定。

    事实上，毛泽东非常了解共产国际在他与王明的争执中是明显偏袒王明一方的。共产国际在6月11日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诚实”、“诚恳”、“积极”、“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甚至提出了中共应协助国民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军”、“发展国防工业”等一系列与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议。然而，毛泽东仍然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因为对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练就了一套灵活应付的本领，或将其搁置一边，或避重就轻，总之毛不会让莫斯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1任弼时给共产国际的上述两份报告，因对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多有赞誉之词，因此一直未予公布，直到1986年才被收入由童小鹏等编辑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褊》。参见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年），页104－105、110－111、113；122。

    3《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在获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时在莫斯科展开了第二步行动，现在任弼时已毫无必要再向共产国际大捧王明了。任转身一变，开始为改变王明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四处奔走。他满怀热情地充当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厦（共产国际办公所在地及驻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的游说客。据当时担任任弼时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任弼时不仅亲自到各国共产党驻苏代表团去宣讲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还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党员干部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1

    师哲回忆道，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提交了汇报大纲后，曾写过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专门介绍毛泽东的贡献。其中“断定说，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师哲的回忆没有引证任何文献资料，恐是师哲根据任弼时当时的政治态度，把任弼时5月17日提交的“补充说明”误以为是任弼时向共产国际举荐毛泽东。因为迄今为止，只见到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的4月14日“报告大纲”和5月17日“补充说明”，而未见师哲所言的任弼时这份举荐毛泽东的补充报告。如果确实有这份报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一定会将其在党的领导层中公开。

    任弼时在莫斯科的活动在促使共产国际加深对毛泽东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显然未能如毛泽东、任弼时之愿，明确承认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相反，莫斯科却对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对中共的损害，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有关中共代表团的决议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领导层特别要警惕“日本侦探及国民党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阴谋诡计”，“在中共领导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纷乱的企图，来破坏中共领导的集体工作”。2 因此，任弼时仍有必要继续留在莫斯科，为毛泽东继续作改善形象的公关工作。

    11978年11月，师哲的回忆，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6。

    2《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载《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页863

    不久，任弼时未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时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圆满完成，他就是原属王明集团、后跳槽至毛泽东营垒的王稼祥。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四章 毛泽东对王明的重大胜利

    二 关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

    毛泽东在为争取中共最高领袖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凭着他个人的政见主张，娴熟运用各种谋略，吸引、争取了许多昔日属于对立营垒的党内高层人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较早被毛泽东争取过来的原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3王稼祥传达的莫斯科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满强烈亲苏气氛的中共党内所发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简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对毛泽东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书。从此尘埃落定，毛泽东虽未立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已成为事实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则完全丧失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开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终被毛泽东一脚踢进“历史的垃圾堆”。

    3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页70-71。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获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与王稼祥在莫斯科开展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王稼祥是为医治内战期间所受的枪伤，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苏联轮船前往苏联的。1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纪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称，王稼祥赴苏系受“中央派遣”，“向共产国际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包括他个人对中国党的领导的看法”。2三十年代曾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师哲也说，王稼祥是“身负重任”来到莫斯科的。 3

    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王稼祥赴苏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意见，究竟是谁授权的？在王稼祥启程赴苏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和博古。张国焘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而受到批评，已心灰意冷。 4周恩来、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军、东北军交涉。在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中，张闻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陈述王个人对中国党领导的看法，可能性极小。答案只能是一个，是毛泽东授意王稼祥去共产国际开展要求改变中共领导的活动，也唯有毛泽东才会这样做。

    王稼祥这次在苏联居留有一年时间。王稼祥抵苏后，王明已准备返国，从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直至1938年3月任弼时抵莫斯科，才转由任弼时接任该职。

    据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与他及任弼时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无从考证季氏与王稼祥、任弼时会谈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据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谈了以下一段话：“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领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5

    关于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讲的这段话，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对它的真实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季托夫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6

    1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已故向青教授提出的王稼祥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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