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3

    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达到顶点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4

    1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157。

    2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的演讲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年5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页56。

    3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5月26日。

    4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页576。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明化、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份，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余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时、胡乔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地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

    1937—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沈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

    1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页576。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语中获取灵感，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著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

    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做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二 “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1

    1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34。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1935—1938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将全部精力转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再次来临，竟然四处作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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