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2

    1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页658-659。

    2参见白修德著，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页177。

    1935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

    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年1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1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2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3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4

    1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2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3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么》（1941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145；138、147-148；154。

    4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319。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鸣，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领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应部份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1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1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年10月20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638。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入到中共体内，给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份的证实。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鲠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

    解释之重要，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对此除了愤慨外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子”。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

    还在191o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1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统。

    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2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

    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来自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著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3几个月后，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1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页325。

    2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3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1从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21942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1956年，《联共党史》甚至成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

    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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