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吴堡青训班基础上，正式建立了由陈云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胡乔木成为该校的实际负责人，从此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

    1941年，胡乔木正式被调入杨家岭，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主要为毛的演讲稿做文字修辞方面的加工整理。他很快成为毛须臾不可离开的助手。刚入中枢的胡乔木言谈举止极为谨慎，较少抛头露面，直到1942年整风高潮中，毛把胡乔木派往中央宣传部代行原由凯丰代理的部长一职，1使胡乔木一夜之间成为延安的知名人物。

    与陈伯达、胡乔木相比，同胡乔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为逊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们刚抵延安的头几年也蒙毛泽东的热情款待，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贴二十元和配备一名警卫员的待遇，2毛泽东并不时移樽与他们就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一段时期内，毛对艾思奇特别重视，除经常书信往来外，还不时邀艾思奇在毛的窑洞挑灯夜谈。但是时间一长，毛对艾思奇等的兴趣就大减了。毛虽然欣赏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解释，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没有丰厚的底蕴，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条主义，“通俗化”几乎成了“教科书化”的代名词。何干之虽然著述颇丰，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经想请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论秘书，但何干之一则书生气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3二则何干之为文过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顺其意愿，不再强邀何干之入幕。王学文资格最老，革命历史和理论学养都较深厚，但为文为人都过于学究气，“教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也不适合放在身边工作。4

    1参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121。

    2参见成仿吾：《何干之文集序》，载《何干之文集》，页3。

    3胡华、刘炼（何干之遗孀）：《何干之》，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1卷，页266。

    4据刘雪苇回忆，王学文在马列学院用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做课本，“讲得很拘谨，论点、要义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照原书念”。虽然刘雪苇听王学文课“津津有味”，但同学中却有人“打瞌睡”。参见刘雪苇：《在延安马列学院三班听课的回忆》，载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页124。

    毛泽东虽然对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等有所失望，但在当时，毛对彼等并不求全责备，相反，毛积极吸取他们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内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小册子中，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观点，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其表述简洁明了，对毛以后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于这些不属留苏派、来自于上海亭子间的理论家，毛泽东用其长，弃其短，1938年后，他们陆续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门的领导职务。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为边区文化界协会主席，马列学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该院的哲学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0年他又被任命为新创刊的《中国文化》主编。何干之被任命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王学文则在1938年秋担任了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主任。

    1939—1941年，毛泽东采用“挖墙角、掺沙子”的策略，步步为营，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渗入到由留苏派控制的中共理论宣传教育部门。毛将陈伯达、胡乔木网罗在身边，犹如猛虎添翼。现在毛泽东要将“学习运动”引向纵深地带——为开展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直接向王明等发起挑战制造炮弹。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上编　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三 “甩石头”：毛泽东编“党书”

    1940年末，毛泽东决定扭转学习运动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机关“空对空”的纯学理讨论的空气。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抢王”，暂时放过党的中下层干部，先将党的高级干部从单纯读书的氛围中解脱出来，把他们引入到对敏感的党的十年（1927—1937）历史的讨论中去，进而把野火烧向王明、张闻天。

    毛泽东此举带有“玩火”的性质。1938年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示中明确告诫中共领导层，应慎重对待党的过去历史问题的讨论，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党的团结。三年前共产国际的指示虽言犹在耳，毛泽东却毫不在意。经过近几年的经营，毛的权力基础又有新的加强，他要先行一步，试探一下其它领导人的反应。

    1940年1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隐藏在胸中多年的观点。12月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对苏维埃后期极左的政策作出判断，认为这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会上马上产生争论，张闻天等不同意苏维埃后期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判断。1面对张闻天等的反对，毛稍稍调整了自己的言论，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论政策》之名发表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提及其在十一个方面的表现。在这里，毛放了一只观测气球，他使用的是比较笼统、含混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概念，而没有明确指明其时间段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他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来代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正式判断。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此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基于他对其政治对手内部分裂状况之准确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领导层内顽强坚持对原政治路线评价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与毛长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与毛关系密切的张闻天。至于王明，则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的看法。2尽管王明只是重复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观点，但王明此时旧话重提，却完全是为了与在国内的原同事博古、张闻天撇清关系。

    1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235-236。

    2王明：《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原载延安《共产党人》，1940年第12期，引自蔡尚思主编、姜义华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488。

    对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互相攻讦、竞相推卸责任，毛看在眼里，却丝毫没有表示他个人对王明的欣赏和支持。毕竟，使毛感到威胁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声名远扬的留苏派之精神领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自己站在一边的张闻天。眼下形势早已变化，王明正不时向毛示好，且将毛从“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升格为“伟大的理论家”。1只有张闻天一人还在顽强抵拒毛为修正历史结论所作的努力，这种情况迫使毛不得不另图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泽东用半年时间精心准备了一块砸向王明等留苏派的“石头”，这就是党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来》。

    《六大以来》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联共党史》影响、经毛泽东精心编排的中共历史文献汇编。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完成于1941年6月，全书编成于1941年12月。2

    1王明：《学习毛泽东》，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2《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有全集本和选集本两种，选集本由八十六篇材料组成，均分为上、下两册，十六开本，由延安新华印刷厂印刷。1941年12月，《六大以来》全集本仅印了五百套，发行到几个中共中央局、军委等少数单位，不对个人发放。选集本逐一编号、登记、分发给党的高级干部。1947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撤离延安，“全集本”只在中央办公厅保留几部，其余全部销毁。1952、198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对该书作若干调整、补充后，两次予以重印，由内部控制发行。参见裴淑英：《关于〈六大以来〉一书的若干情况》，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六大以来》共收入各种文献凡五百一十九篇，约二百八十万字，收入文件的时间跨度，从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到1941年11月。

    这套文献集的最大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在胡乔木、王首道的帮助下，毛泽东以中共党内所谓的“两条路线”为经纬，以此观点来编排史料。该书将毛泽东树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将王明、博古等列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全书共收入毛的文章、讲演、报告共五十五篇，占全书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对王明、博古、张闻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细致的取舍，择其一部份作为“反面教材”收入书中。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抗战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动也丝毫未忘却，在《六大以来》中将周恩来顺带捎上。该书全文收录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和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作为周恩来对“错误路线”附和、妥协的证据。相比之下，刘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涨，在《六大以来》里也得到了充份的反映。该书收录了刘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编排入“正确路线”一方。周恩来单独发表的文章仅收录一篇。毛通过此举向全党高级干部明确表示，只有刘少奇才是毛“正确路线”的真正拥护者。

    毛泽东为表明自己一贯正确，对于收入《六大以来》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选择，将一切有碍于自己“形象”的文字尽情作了删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的文字，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发表的一些文章还作了细心的剪裁。毛只选录了他在1934年1月全国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报告《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一小部份，易名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来》。毛对《论新阶段》更是大动手术，他只截取报告中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独立自主”的若干节，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将其收入《六大以来》。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编辑《大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个别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脚。《六大以来》收入的由任弼时主持通过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该文件原来的形成时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来》时，却被改为1931年3月。1这个改动非同寻常，它掩盖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毛泽东、与毛联手共同反对项英的历史真相。毛之所以选中这份决议案，乃是该文件批评了毛所主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好从反面说明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线分歧。把通过该决议案的时间改为1931年3月，是为了强调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团下车伊始就反对毛的正确主张，而毛长期遭受中央的错误压制。毛将这个决议案收入《六大以来》，也是给任弼时一个警戒，使其明白，他在历史上也和错误路线沾过边。

    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其理由是为召开七大作资料准备。2毛泽东的这个大行动得到了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任弼时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总部居留两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时回国后，立即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中央书记处（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到当年的7、8月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时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共产党人。从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时对毛泽东的智能和谋略愈益钦佩，认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堪负领袖重责，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时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较早就作出了选择，在毛泽东比较困难的1938年初春，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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