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获得毛的信任。

    任弼时也有其难言之隐。尽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时曾与毛泽东真诚合作，一同联手反对项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却是由他具体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路线，给毛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任弼时对三十年代初期曾经给毛造成的伤害一直深感内疚，多年来主动与毛靠拢，试图争取毛的谅解。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后，为突出毛在共产国际的影响竭心尽力，成效显著。返回延安后，任弼时更是全力辅佐毛，处处从中共的长远利益着眼，对毛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时出于维护党的利益而支持毛泽东，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欣赏毛泽东的一切。任为人正派，有时颇看不惯毛的所作所为，3只是出于各种复杂因素的考虑，对毛的一些过份之举多佯装不知而已。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江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绝不会把他主持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日期忘记，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妥协态度，毛才敢于公开修改那次会议的日期。

    1《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页129。1931年3月18日至21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因等待中共中央指示的到来，没有形成会议决议就宣布暂停会议。4月17日，任弼时等到达宁都县与项英、毛泽东等会合，苏区中央局再举行一天的会议，作为前一月扩大会议的继续。此次会议形成五个文件：—、《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二、《土地问题决议》；三、《关于一、三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四、《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五、《共青团工作的决议》——没有《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1年11月1日至5日，此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案由王稼祥起草。在编辑《六大以来》时，毛对这份决议案也作了剪裁，只将该文件的第一部份收入《六大以来》，而略去了第二、三部份，因为该决议案第二部份“中央苏区过去工作的检阅”明确提到“苏区党代表大会完全同意中央九月指示信”，如果将这些内容收入《六大以来》，就不能把该文件的日期写成1931年3月。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册，页451。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76。

    3王明：《中共五十年》，页54。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

    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义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

    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号！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当着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着，1941年6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份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年6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错误。1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外，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2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话可说。

    1逄先知（1950—1966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

    2《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页539。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销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尚且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1

    1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年9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年仍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份都已被充份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动力。1937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余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的供给制生活。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1 1939年后，国共关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力，1939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在1939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2

    1在1938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余都是小米，每周还能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2《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页77。

    1939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读物。1939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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