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地位无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1司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应当发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年12月离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了。

    1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年），页72。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决非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疑。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1939年2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是该校的校长。

    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着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跟随，1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1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年），页69、74。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五 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党内斗争中翦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后，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融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过份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

    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年底王明返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人。1

    1 195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在同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年5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1937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于陕北的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战员，中组部的日常业务中的一项，诸如对干部进行政治审查，已失去了工作对象。因此，作为中组部部长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书记处而非在中组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批外来人员进入延安，中组部面临大量的干部审查、分配等工作，持续几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观，中组部成了延安最热闹、工作最繁重的部门之一。恰在此时，陈云随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长江局，毛泽东遂将中组部部长一职交由陈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长，配合陈云开展工作。

    陈云，原名廖陈云，一度与项英齐名，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工人阶级的高级领导人。1933年初，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2月，陈云受张闻天的委托，离开正在长征中的红军秘密转赴上海，准备恢复上海党组织，并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陈云抵沪后，与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接上关系，从浦化人处了解到中共在沪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共产国际远东倩报局已将工作人员撤出上海。陈云由此判断，恢复中共在沪活动的条件还未成熟。恰在此时，浦化人通过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国内派人组团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通知，陈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和杨之华、陈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苏联海参崴。1935--1937年，陈云在苏联期间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但与久居莫斯科从未返国的王明、康生不同，陈云受中共代表团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组织营救进入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陈云在星星峡亲自迎接了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等人。陈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为他赢得了中共军方将领的广泛敬意。

    陈云返回延安后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并且进入了书记处，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中央组织部。陈云在初抵延安的一个短时间内，曾和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一样支持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关于加强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但是陈云回头较早，从1938年3月就转变了立场。1938年3至8月，在毛泽东与长江局的对立中，陈云与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其它成员步调一致，坚决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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