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8月25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3但是，毛绝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1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5期。

    2《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年3月10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年8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份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页133-38。

    3《周恩来年谱》，页446-48。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刘少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相抗衡。1940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年11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12月31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1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爆发，1月9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月10日复电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2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误”的斗争。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年4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3

    1《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2《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3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292。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年7月，身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月2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月13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复信，不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1938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列论著，然而在1941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1刘少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仍然未能克服”。 2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月18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

    1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18-220。

    2《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20。

    3《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尽管刘少奇在1941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到”，但是双方的政治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入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年3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四 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的。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年11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月，留沪的部份负责干部组成了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队”有关。1932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人。

    从1931年末至1933年7月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厉行“肃托”，1成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

    1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页47-51、57-60。

    在1935年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着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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