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43年，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1

    1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

    任命王明负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

    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

    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

    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复信给王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份，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1

    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什么错误言论”。2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1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38-139。

    2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的王明，要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份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

    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1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

    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2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余，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

    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3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4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2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3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4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安迥异的氛围中，1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

    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地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2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到师哲侧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3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

    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于延安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4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5当场将周恩来挡回去。

    1邓颖超在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473。

    2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137。

    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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