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页219、179。

    5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页126。

    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1

    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材……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2张闻天的学生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给他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

    1941年9月后，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3

    1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481。

    2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但在长征结束后他就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1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份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2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3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1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2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3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年12月16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期。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1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1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份利用他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入早已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二 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1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2周恩来的这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

    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3

    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2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178-179。

    3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页359－360。

    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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