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任弼时、蔡畅等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2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他挽着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3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

    尽管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4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32。

    3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

    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格格不入。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

    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三 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1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1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破口，迅速切入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

    毛在集中攻击国际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书记为周恩来）。1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

    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入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2

    1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2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究竟是什么。

    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1

    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2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3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4

    张闻天在会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4_14910/32103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