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5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

    1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4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2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3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4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5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72-375。

    9月29日，张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1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2

    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3

    1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4-15。

    2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483。

    3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

    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1

    9月11日、29日，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2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份指责王明实际上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3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

    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4

    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

    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5

    还有人当面向毛提议“多作论著，教育全党”。6

    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7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8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作出正式回击。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3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4《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26。

    5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6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16。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8《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1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2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

    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着又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3

    1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3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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