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讨论。1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份，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2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3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4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5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6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4《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5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1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诈病”。2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3从10月10日起，他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4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5

    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6

    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7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8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2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50。

    3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月9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东年谱》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年10月22日的栏目空缺。

    4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5《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7《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头话不少”。1

    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导人中间传阅。2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3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4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特点。

    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5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脸上贴金。

    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份政治局委员看过”。6当时正是毛对周恩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

    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7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2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9－51。

    5《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7《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215。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毛写道：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系错误路线。1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表现方面之一。2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3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

本文链接:http://m.picdg.com/14_14910/3210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