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广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1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2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

    1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页85。

    2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页391。

    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份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入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份传统的混合物。

    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毛泽东的“新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二 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1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1《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1

    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2二、党校——毛主席、彭真。三、军委——王家祥、3陈云、陈子健。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4

    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2“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3即王稼祥。

    4《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其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国际派成员分散编入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

    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1

    正组长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 朱德 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 弼时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 家祥 贺龙 陶铸

    第五组 凯丰 林老（林伯渠）方强

    第六组 陈云 罗迈 蔡畅

    第七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 邓发 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 富春 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 康生 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社会的震动。为进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结论。2

    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2《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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