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着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着毛泽东规划的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2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

    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

    在中央总学委内，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

    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

    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份党权、情报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

    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3

    1《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2《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3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只是此时中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1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3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总管。

    1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46。

    2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3《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9期。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高华 著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一 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自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子干部的心吹得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著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

    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5日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年5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月，又易名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年1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2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

    1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315。

    2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张闻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坐镇中研院。

    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派，得罪过毛。1935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年3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年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著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批“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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