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一位！（你不信？那是你的损失。）由于专业隔膜和信息不对等，白衣人——作为现代医学的唯一权力代表，已成为患者心目中最显赫的精神砥柱和图腾。而且，这种不对称的心理关系几成了一种天然契约，作为医治的精神前提而矗立。

    但是，我们必须关注接下来的发生，即白衣人的态度。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无论对方怎样自我放逐，但自贬与遭贬是两码事）。甚至相反，患者更应作为一位“重要人物”来看待，赢得的应是超常之重视——而非轻视、歧视、蔑视。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期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递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涉关“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即草草收场了，更像是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寸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端倪，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道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俨然一马虎士兵，从未要求自个“一枪命中”，竟打算连射下去，直到命中为止（或者不命中也为止，搂空了弹匣即玩完）。多么荒诞的规则，几乎连最正常的逻辑都忘了：既然射技实在欠佳，何不趴准星上多瞄一会儿呢？哪怕耽延几分钟也好啊，说不定，用不上几章“下回分解”，就把人家性命给误掉了。

    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2）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学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悚。其实在心理上，患者对白衣人的吁求有多么卑微啊，假若能与自个多聊片刻，对自个的身体多指摘几句，也就心满意足、感恩涕零了。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亦不嫌弃自己的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自己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当一个白衣人终于持有了梦寐以求的工龄和资历之际，他究竟比年轻时多出了些什么呢？

    尊敬的白衣人，一定有过这样的的事吧：冷不丁，您的衣襟突然被患者家属给紧紧拽住了——就像溺水者抱住一根浮秸，急迫而笨拙，绝望而不假思索……这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敌视、憎厌、恼怒其“无礼”？还是沉痛与悲悯？是冷冷打掉那双手还是高尚地将之握住呢？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求乃至下跪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职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呢？那“包”和“跪”里装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跌撞与挣扎……“包”何以“红”？那皱巴巴的币纸分明是喂过血和泪的啊！从精神意义上讲，窝藏这包之人已不再有白衣人的属性，那丝丝缕缕的“红”已把他披覆的“白”给弄脏了。一个冒牌的赝品。

    托马斯宣言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其自传《最年轻的科学——观察科学札记》中，毫不隐讳地说：他对医生本人不患重症感到“遗憾”。因为如果那样，医生本人就无法体会患者的恶劣处境，无法真切地感受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难时的悲伤与恐惧，亦即无法“如同己出”“感同身受”地去呵护、体恤对方。

    读至此，我欷嘘不已，除了感动,还有感激，更有敬意。难道不是么？没有比这种“角色亲历性”更能于蒙昧的医学现实有所帮助了。体会做病人的感觉——这对履行医职乃多么重要的精神启示！它提醒我们，一名优秀的白衣人永远不能绕过患者的痛苦而直接楔入其躯体，他须在对方的感觉里找到自己的感觉，在对方的生命里照见自己的生命，于对方的痛苦中认出自己的那份——尔后，才能以最彻底和刻不容缓的方式祛除这痛苦。

    托马斯的假定并无恶意，更非诅咒。他只是给自己的岗位设定了一种积极的难度，一份严厉的心灵纪律，进而从人文的角度更近地帮助医学，提升其关怀质量。

    医学是“保卫生命”的事业。它催促我们的白衣人：以生命的名义，以全部的激情和庄严努力工作吧！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吧！因为，拯救别人就是拯救自己，病人之现实亦即我们之现实（至少也是明天之现实），个体之命运即人类之命运。

    “托马斯宣言”无疑是理想的、奢侈的，甚至不具科学及“合法”的操作性，但它却包含着诱人的信息，预示了一种高贵、纯洁的医学伦理前景——从中我们看到了白衣精神的良知、力量和希望。

    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3）

    医学，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更应是精神与人文的，她应成为一门涵盖自然、伦理、哲学、审美、道义、心理、教育等元素在内的学科。因为，她面对的并非物理实体，竟是灵肉丰盈之生命——万物中最神奇最复杂最瑰美和深邃无比的人。人是最宝贵的，每个“他”都永远唯一，永远“自在”而不可替代。医学即人学，对生命本体的尊重、仁爱、体恤，应成为“红十字”精神的核心。

    有时候，我常奢想，白衣人之角色该由人类中最优秀的成员来充任。他须集智识、德能、信念于一身，不仅是个工具知识分子，更兼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和理想——对生命充满虔敬热烈的关怀、于职业抱有高尚的理解及打算，对人性持有出色的亲和与体贴能力……他还应是个感觉丰富、细腻敏锐之人，惟此方能充分采集患者的感觉，对那些极不确定和模糊的信息作出确判断、归纳与推理。必须有心灵的参与，其才华和技术方不会打折扣，那些物质注射才会在人体上激起神奇的响应与回馈。相反，如果他从感情上贬低了生命——对之采取了一种疏远、懈怠、轻蔑的姿式，那他就无法从行为上去拯救生命。

    无疑，一个白衣人的医绩乃其对“人”之信仰的结果，乃其对生命尊重程度所获得的来自人体的诚谢与报答。

    死亡：医学的耻辱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在世众眼里，包括很多白衣人看来，死亡现象显然已“合情合理”——事情似乎明摆着，即使拼了力，使尽了所有手段，而那些顽疾、重伤、癌症、爱滋病……生命的溃口毕竟太大了，有限的医学现实难免败下阵来。

    但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如此剧烈之惨变）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古老的诞辰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从纯粹意义上讲，任何非自然的死亡都将是医学之耻辱，都是医学现实的无能所致，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和渎职——只有满足了这一指控，只有基于这种最严厉的批评和诠释，“红十字”才当之无愧地享有她天然的神圣与崇高，才堪称人世间最巍峨最清洁的结构指向之一。

    “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或许亦符合托马斯的理解），那一刹，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他竟如此的不习惯死亡！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在的“医学”（自己曾是多么器重她，敬慕她）——他投奔这座殿堂，是冲着她“保卫生命”的伟大涵意去的，而其现实却如此的拙劣、平庸，她对生命许下的承诺竟如此难以兑现——作为这殿堂上的一员，他无法不为自己的集体汗颜。在死亡对医学的嘲笑声中，他觉得自个亦被嘲笑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白衣人：当一个痛苦的人来见你（4）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医学的身份

    根据体会，凡特别尊重生命与自我的人，在开始一项长期劳动前，是需要匹配一束强大理由的。这理由须坚实、饱满，有不俗的精神魅力和荣誉性，符合主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诉求——唯此才能对该事业起到牢固的支撑和持续的推动力。

    不知现在的医学教育有没有正式向学员发出这样的设问：何为医职？何以为医？

    如果仅仅把“红十字”作最平庸最无能的理解，比方说为了“糊口”“谋生”，而非基于人文理想的考虑，并无任何高尚的心理打算和精神准备——那他的身份就极可疑。由于信仰的缺席——他根本不对人生提出正式的价值期待，其行为即很难从正常意义上去确认、检验和评估了，姑且称之为“混”罢。现实中，大量粗鄙的医职人员就是循着这样的职业流程从“医学院”的轧模机上被复制出来的——犹若“假肢”一般（无精神性可言，只有空荡荡的工具含量）。说到底，他取得的只是一张不及格的“上岗证”，而绝非生命的身份证。

    尽管当代亦不乏值得骄傲的白衣人形象，尽管现时医学已取得了物质与技术的高度繁荣，但须承认，从心灵和人文角度看，我们曾一度清洁的医学传统，实际上正披覆着可怕的蒙昧，我们的很多医职人员并未很好地履行使命，“红十字”的尊严与荣誉正屡屡遭受来自内部的诋毁和污损。翻开报纸：少女被误摘卵巢，妇女腹遗纱布旷达十数年，儿童被推错了手术室……

    况且这尚非技术原因造成的，仅由粗鄙的医疗态度所致。至于误诊漏治而酿的隐性事故就更无从指认了。由于病理本身的复杂和专业隔膜，患者及家属很难对医疗质量作有效的判断、跟踪和鉴别，治好了乃医之功德，治坏了是自个不争气……说到底，这是一份没有合同保证的契约，医方永远是赢家，是收益者。所以，在医疗诉讼中，患者一方总处于劣势，除了乞求与悲愤，实难为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

    由于天然的德能地位，医院本质上有异于任何一项服务产业。经验证实，医务质量与经济效益是难成正比的。单靠功利欲望作兴奋剂，激弹起的只是世俗的阴暗心理，削弱的却是真正的医学精神和心灵尺度。若不把患者当作一个有尊严有价值的生命——而仅视为一间小小的“银行”（暗中作着“提款”或“洗劫”打算），并据此确立自己的服务程度，那医院就不再是本质意义的人道场所，那枚和教堂一样高耸的“十”字就应声坠落了。

    医学的原色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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